《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否认宋代存在文字狱，仅以“文字案件”相称，认为：“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案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案件的发生，其原因除了党派斗争之外，就是官场倾轧，或者是奸臣当道对正直人士的迫害。真正由于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采取镇压手段，一件也没有，这与后来明清社会皇帝对思想的禁锢和对舆论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皇帝专制制度是宋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任何人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动摇，这就是宋代最大的思想禁区和最低的意识形态底线。不仅“谋反”、“谋大逆”，即使是“大不敬”，也要受到严惩。绍兴十四年（1144），“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116]张伯麟触痛了宋高宗内心深处的疮疤，惨遭严惩。这与后来明太祖忌讳“贼”字、“光”字，清人将“陛下”笔误为“狴下”，即被视为对皇上“大不敬”之类，并无根本不同，仅有惨烈程度的差别，其要害都在于维护专制皇权。宋代文字狱的罪名大致均为“谤上”。元丰二年（1078），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訾，无所不至。”[117]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以专制手段禁止一种学说和学派，并迫害学者，更是典型的文化专制。
    由于宋代文祸较多、惩罚较重，苏轼在熙宁年间前往杭州时，其表兄文同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苏轼“好讥刺”，后来仍不免“乌台之勘、赤壁之贬”[118]。难怪宋代有这样的俚语：“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19]总之，宋代并非“没有思想禁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自由度只怕并不算高。
    八、“贪利禄而不贪道义”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21]“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122]“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123]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124]《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给予宋代士风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朝“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有效地控制臣下的腐败和贪婪之风”；“宋朝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和官场文化，宋代的官员士大夫并没有什么潜规则需要遵守。”“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各走极端，均有笼统偏颇之嫌。然而有一点似乎可能肯定，宋代防止贪污并不成功，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人谚语曰：“欲待富，须胡做”；[125]“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126]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计”。[127]朱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129]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130]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131]朱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132]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35]嘉泰年间，“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136]陈自强还只是大肆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137]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138]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139]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140]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42]，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寳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144]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当然，宋朝长达300多年，不可一概而论。王曾瑜先生指出：“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145]宋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遗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146]照此说来，宋孝宗时，官场风气一度较好。然而只怕不能说宋朝官场“没有潜规则”。
    九、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视为“君子时代”，认为：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并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这个全称肯定判断，似乎欠周延。宋人好取绰号，民间谣谚不少。绰号与谣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士大夫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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