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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看法不错，则上引《伯夷列传》的话也就不难解释了。它只不过表明，司马迁本来相信“天”有意志，和“天道”福善祸恶之说，可是伯夷、叔齐、颜渊、盗跖等例子又摆在那里，与之抵触，因而感到惶惑，信口发出慨叹“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请注意，这里的“天道”是与前面“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天道”相呼应的，也可以说是那两句话的节略。所以下面用“是邪非邪”（这话对还是不对），怀疑的仅是天道捐善祸恶的这一说法（34），而不是“天”、“天道”本身。如是后者，下面就应用“有邪无邪”了。换言之，只要全面考察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则根据《伯夷列传》，是绝对得不出司马还否定天命，与董仲舒儒家唯心论对立之结论的。 上面说到《史记》的“天人之际”乃指《天官书》，其他地方的“天”，都是行文中偶而涉及，不足以作为研究司马迁天道观的主要依据，由于对这个问题本身也有不同看法，而它又对正确理解《伯夷列传》关系至巨，所以在这里一并考证。 按《报任少卿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于是在“凡百三十篇”之后讲“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等三句话，如果严格按文字逻辑，似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应是通贯《史记》百三十篇的两方面问题，就像“成一家之言”，乃撰述整个《史记》的个人目的一样。事实上这样理解的人不少。有人甚至进而认为“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讨古来天人关系上是否天神决定人间一切，而“通古今之变”则指考究古令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为何，全是根本原则问题。如果这样理解，这个“天人之际”就与《自序》所讲百三十篇以内，限于指八书之一《天官书》的“天人之际”不同了。 然而此说难通之处颇多： 1、司马迁是史学家，又懂天文历法，为了“拾遗补艺”，他重视具体史实包括古今天文变化资料之网罗，和历史上各王朝盛衰兴亡具体经验教训之探讨，像上述高度概括的两大哲学问题，他会作为基本任务给自己提出来吗？ 2、如果司马迁提出的确是两大哲学问题，以“究天人之际”而言，自必要在《史记》中较多部分涉及，特别是应给予系统、明确论述。可是事实是除《天官书》外，其他地方涉及不多，偶有议论，也语焉不详，意思难以准确把握。而且即使《天官书》，也是排比资料多，论述少，特别是想找明确反对天神决定人事的言论，总有沙里淘金之感，好容易找到一两句，又有些似是而非，这又为什么？ 3、《报任少卿书》在“亦欲以究”等三句话前，已经讲过根据古今史料，“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见本文第一部分引），如果“通古今之变”是指探讨古今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则已把“成败兴坏之纪”包括了进去，至少性质相近，为什么要分为两橛，前后重复？ 4、更重要的是“古令之变”何所指？是指抽象的古今历史演变规律吗？这就需要仔细探究“变”的含意。 《史记》之“变”，固然往往作一般的变化发展解，但在不少地方还指情况变化发展之后，各王朝相应地在政策措施与典章制度上所作的变动，或者说采用了不同的政策措施与典章制度，指的都是具体的东西。请看下例： 《高祖本纪》论赞：“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变”为“易”之宾语，指与周末、秦代不同的政策、制度。 《平准书》论赞：“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变”，指与夏末不同的政策、制度。 《六国年表》序：“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前一“变”乃“异”之宾语。“世异变”指不同时代所采政策、制度也不同。后一“变”与“俗”（风俗习惯并举，亦指政策与制度。“俗、变相类”是其所以要“法后王”的理由之一。 《自序》：“八年之问，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变”与“事”并举，又成为由形容词“众”作谓语的主语“事繁变众”指情况复杂，相应政策与制度变化甚多。同上“作《平准书》，以观事、变”。“事”、“变”与此处意同。《平准书》中所载“变”，即汉武帝适应“事繁”所采种种新的政策、制度。 另外《史记》和汉人常用的“权变”、“天变”之“变”，也指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泛指变化。如《六国年表》序：“然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权变”而用一“采”字，自指具体策略。 现在再让我们来考察“通古令之变”何所指。 《自序》：“……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承敝通变”与上引两处“承敝易变”意思相同。有一个可能，即“通”本为“易”字，后人据《报任少卿书》“通古令之变”之“通”而擅改（因正好在“究天人之际”下，句序与此处相同）。不过，据《周易·系辞上》“推而行之谓之通”，则按“通”字亦可解；“变”则都指具体攻策与制度。 既然《报任少卿书》“究天人之际”等十个字，与《自序》等八个字，文字和意思颇相同，“变”字指的又是政策与制度，而《史记》八书又正好是讲政策与制度的，那么有没有可能，“通古今之变”仅仅指司马迁想要系统记下和考察古今一切经常变化的具体政策和制度，而不是泛指探讨抽象的古今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呢？很有可能。当然，如这样理解，“通古令之变”的“通”，乃贯通、通彻之“通”，主体是司马迁，而与“承敝通变”作“推而行之”解释，主体是汉王朝之“通”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