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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届美国政府究竟为什么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因素。 美国外交思想中历来有一种美国伟大、美国文明高于其他民族文明的观点。美国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把向外国传播美国文明（包括美国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以美国文明改造别的国家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常常自命为中国的“指导者”，把“教化”中国看作是“白种人的负担”，是美国的“天命”。他们既把中国视为古老的、停滞的、历久不变的国家，又认为在美国人手中中国是有可塑性的。总之，他们要以美国的面貌改造中国。【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辑第２６３页、第４１页。】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美国在中国创办了各类学校，其中教会大学就有１０多所，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要求把退还的庚款溢款用作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据统计，在半个世纪中有３６０００名中国学生在美留过学，抗战期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在２００名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教师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注：费正清著、张理京等译：《美国与中国》第２３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从芮恩施到司徒雷登，他们都把自己看作中国政府的指导者，都相信中国可以实行他们所设计的改革。在抗日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一再催促蒋介石实行改革。毫无疑问，罗斯福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也不喜欢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指导下实行改革，把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移植到中国。杜鲁门政府也是这样。马歇尔在调处中提出的种种方案都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军政分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为基础的，他幻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参加、自由主义分子起主要作用的政府。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效能低下深感不满，认为“没有一个反对党，这个政府是不可能自己变得纯洁的”。他把中共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反对党，相信尽管中共进入政府后会“制造障碍”，但政府还是可以循着英美式的民主道路前进的，而“共产党作为正式的反对党的存在将迫使国民党实行它急需的改革。这些改革当真实行，国民党将会变得强大得多”【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６年第１０卷第６４４页、第６０３-６０４页；比尔：《马歇尔在中国》（ＪｏｈｎＲ．Ｂｅａｌ，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第５１页，纽约１９７０年版。】。自然，马歇尔设计的方案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方案既不能使国民党满意，也与中共追求的真正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企图把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的一次最重要的尝试只能归于失败。 在半个世纪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既是始终一贯的，内容又有所变化。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美国决策者和驻华外交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十分担心共产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反对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因素。在２０年代大革命期间，美国外交官就密切注视着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介入，注视着苏联影响的消长。到了４０年代后半期、美国政府公然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则，它的对华政策自然也纳入了这一轨道。正是由于这种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美国对４０年代后期的中国革命的反对比以往更为强烈。 第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殖民主义利益的考虑。 到１９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列强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针对其他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割占港口的作法，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旨在克服这种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对美国在华贸易和投资的妨碍，以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来与其他大国竞争。为了奉行这种追求经济扩张的政策，美国自然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市场，反对任何会影响美国经济利益的革命与动荡。辛亥革命初起，美国商人就连连发出抱怨。《华尔街日报》１０月即载文说，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币制改革，中断了贸易，危及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１２月，《美国亚洲协会学报》又写道，革命”使所有贸易和商业活动中止，削弱了工业和农业“【注：《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第１２１页。】。这就是说，美国实业家是出于自己的特权利益反对革命的，而他们的这种利益正是美国政府所要保护的。 及至４０年代，这种情况就更突出了。经过二次大战，列强在华势力或者彻底消灭了（如日、德），或者大大削弱了（如英、法），只有美国势力大大增强了，并且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当着二次大战还在进行时，美国工商界就决心抓住与中国结盟的良机，来实现开发中国市场的伟大梦想。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美国一些曾在中国有长期经历的工业家、银行家成立了中美工商协会，它不久即发展为包括涉及６０多个主要工业领域、４００多家美国公司的组织。这个协会力图影响国务院的政策，为美国对华贸易及在华投资的更迅速、更有利的发展奠定一个法律基础。国务院重视他们的意见，为实现他们的意图而尽其所能【注：伊斯雷尔：《１９３１-１９４９年经济领域的中美关系》，戴维兹：《美国外交面面观》（ＪｅｒｒｙＩｓｒａｅ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３１-１９４９］：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ｉｔｙ，ｉｎＪｕｌｅｓＤａｖｉｄｓ，ｅ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Ｅｅｕｒｏｐｅ，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第２６２页，纽约１９７６年版。】。中美两国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谈判，终于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按照美国的意愿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其他一些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完全向美国开放了。凭借从这些条约取得的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战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增长。１９３６年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为２２．５％，１９４７年为４０．１１％【注：钦本立：《美国经济侵华史》第５６-５７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美国资本向中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大量渗透，像交通运输（包括水、陆、空）、发电、采矿及制造等重要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国资本控制。为了保护这许多经济特权，美国政府自然要维护使之享有这些特权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支持与之订立这些条约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力图保护的上述利益不是基于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的正常贸易和投资利益，而是美国根据它与中国并无独立主权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经济特权，或曰殖民利益。对于正常的贸易和投资利益，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是要加以保护的；但对于使中国人民遭受外国殖民者剥削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是肯定要被触及、被废止的。要维护这种利益，美国也就必然站到革命的对立面去。 除了经济利益，美国在华还有其他方面，包括战略方面的利益。从１９世纪末以来，美国和日本都追求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本世纪２０年代初，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大国之间的海军吨位数，确定了大国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的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而有利于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及至４０年代，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大大增长了。当着反法西斯战争还在进行时，美国政府在设计战后世界秩序时就明确地把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把对华政策确定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并且为此从政治上扶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拔高它的国际地位，从经济、军事上给予援助，从而与国民党政权结成了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不仅要把中国保留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且要使在它控制之中的国民党政府成为替美国称霸亚洲的战略利益效劳的主要力量。虽然后来美国政府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没有前途，于１９４８年把远东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日本；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轻易放弃国民党政府。美国决策者认为，在对苏联的”冷战“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在日本解除武装之后，在亚洲只有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能够多少”遏制苏联的扩张“，”从中国撤退无异于承认，苏联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顾忌美国的反应“。他们担心，一旦国民党政府垮台，南朝鲜的非共产党人会感到沮丧，日本共产党人会受到鼓舞，西欧对东南亚的控制可能受到威胁，而如果失去这个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欧经济的恢复便会受到影响。【注：费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ＪｏｈｎＨ．Ｆｅａｖｅｒ．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ｅ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第２５６-２５７页，安阿伯１９８３年版。】总之，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所产生的连锁效应，会使美国对苏”冷战“的”全球战略“的整体利益受到打击，使美国寻求世界霸权的企图遭到挫折。唯其如此，美国在４０年代后期比任何外国在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政，顽固地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的不正常状态。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影响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诸如大国在中国的竞争与牵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美两国国情的差异使美国决策者不懂得中国，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关于这最后一点，值得在这里再讲几句。 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已经进入一个大变动时期，即革命发展时期。１８４０年以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到２０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强迫中国与之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被割让，港口被霸占，关税主权被侵夺，财政命脉被操纵，路矿利权被掠夺，列强势力范围遍及全国，国家主权支离破碎，民族经济凋敝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外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要翻身，就必须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统治下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闭塞沉闷的局面，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向往新的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这样，资本主义的入侵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革命因素的增长。 从林则徐那时起，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在思考中国的出路。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尝试。旧式的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中国都遭到失败，中国就要尝试民主革命的办法了。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 但是美国决策者显然不懂得这一点。这与美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无关系。美国虽然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才赢得独立的，早期也经历过与外国的战争和国内战争，但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美国再也没有经受过战争的动荡。１９世纪末同西班牙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的（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个例外）。也就是说，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处于渐变、演进的过程之中。美国决策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国社会也能在渐变和演进中发展，希望通过美国指导下的社会改良来避免社会革命。殊不知，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中国社会也同美国一样，自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 １９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决策者和驻华外交官常常心有余悸地注视着中国事态的发展，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担心会酿成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的盲目排外运动。辛亥革命时是这样，２０年代大革命时也是这样。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之后，美国外交官简直是提心吊胆。１９２７年４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给英国驻美大使的信中谈到”１９００年夏天那样的事件在北京和天津重演的可能性“问题，并同他商讨两国的对策【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１１３-１１５页。】。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ＮｅｌｓｏｎＴ？Ｊｏｈｎｓｏｎ）又感到，”另一场类似义和团暴动的灾难的时机正在酝酿成熟“【注：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１９３３-１９３８）》（ＤｏｒｏｔｈｅＢｏｒ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ｒｉｓｅｓｏｆ１９３３-１９３８）第１１页，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这些例子足以反映美国决策者和驻华外交官的心态。这就更使他们惧怕中国革命，惟恐防之不及了。 自然，并不是所有美国决策者、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情况都茫然无知。实际上，有些外交官，尤其是低级外交官，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了解中国民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还是有比较客观、比较清醒的认识的。２０年代的情况上面已经提到一些，再如１９２１年春美国驻广州副领事普赖斯（ＥｒｎｅｓｔＰｒｏｃｅ）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曾对广州革命政府加以充分肯定，认为它”获得成功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在这个政府领导人的”群体身上寄托着中国唯一的希望“【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１年第１卷第３２３页、第３３５页。】。至于４０年代中期，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戴维斯（ＪｏｈｎＤａＶｉｓ）和谢伟思更是在给国务院的大量报告中，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形势的真知灼见，认为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如果战后中国发生内战，共产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辑第５９５-５９６页。】。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得到美国决策者的认同，基本原因就是前面分析的两点。 在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中，确有一些美国友人同情、帮助过中国革命，但他们不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