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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史家已多有论列。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该月条：“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按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同书《贾复传》揭示了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8]，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官。”“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云：“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建武十三年以前东汉功臣拜将军官者，并非“事讫皆罢”。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官。尽管我们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明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二、“新臣”与“旧臣”的兴替《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史载甚明，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新臣”与“旧臣”如何界定。前引《窦融传》中一段话，即“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于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他们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班新人的态度。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于“（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优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窦融传》：“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阳公主，（融弟）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9]。《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子松传》：“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再迁虎贲中郎将。”按梁统本传云：“（建武）十二年，统与（窦）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梁统以武威太守随窦融进京，也是一位“新臣”。统子松尚主，当是窦融、梁统等人在洛阳定居后的事。据《后汉书》卷一○《皇后纪》载：光武共五女，长女舞阴长公主，嫁给梁松；次女涅阳公主，嫁给窦固；另外三女分别嫁给韩光、郭璜及阴丰。韩光家族背景待考，郭璜、阴丰则出自光武后族。窦、梁二氏得与椒房之家比肩联姻皇室，在当时又是其他功臣可望而不可及的。 “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窦融传》：建武二十三年（47年），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融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光武建国后，长期由功臣任禁卫官职，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为皇太子，始以阴皇后异母兄（明帝舅）阴识守执金吾。《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同年，识弟兴拜卫尉，“典领禁兵”，从此开启东汉以外戚执掌禁旅之端。窦融步阴识后尘，也是“兄弟并典禁兵”，证明光武对窦氏比其他功臣更为信赖。 另一位“新臣”马援，原系隗嚣部将，后归光武，从平陇右立有大功。建武中后期，马援是光武最为倚重的大将，“每有所谋，未尝不用”[10]。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屡建功勋。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岁时，仍获准远征五溪，“触冒害气，僵死军事”。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窦融传》曰：“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梁松传》云：松以尚主，再迁虎贲中郎将，“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议论，宠幸莫比。”以至马援诸子要对马援说：“梁伯孙（梁松字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11]。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更是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4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阻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仍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12]，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后汉书·耿传》后论曰：“然自克拔全齐（指建武七年灭张步之役），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李贤注：言岂不思重立大功乎？）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范晔所谓“时之度数”，其意不明，我怀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旧臣的趋势。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面对新臣如马援辈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了一致的立场，他们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13]？我认为，光武此举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其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14]，彼此呼应，往往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后汉书·窦融传》说他“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双方是为各自的利益加快结合，如果仅强调君臣之际意气相投的一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面对外戚干政严设防范。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酝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卷三二《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我想，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东观史臣议论东汉外戚问题，拘泥于“后族阴、郭之家”，而对窦融、梁松之辈避而不谈，甚至忽略了光武曾准备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的重要事实。纵观东汉时代的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