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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官与武官的进退《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是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可知此外所谓“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人。这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的场合，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确实普遍具备儒学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光禄勋伏黯、刘昆、席广、大鸿胪洼丹、大司农高诩、少府丁恭、司隶校尉鲍永诸人，西汉之际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颇具儒者气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引述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祭遵、李忠、朱祜、郭凉、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十余位功臣事迹，证实“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史家所熟知的。据此可知，建武时期在朝的“文吏”与下野的“功臣”，学术素养本来是相近的，虽说后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经学方面那样久负盛名。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称：光武选用“文吏”时，对于“名儒旧臣”尤为青睐。也就是说，光武不但关心候选者在学界的声望，而且注重其参政的经历。本节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杜林、鲍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张纯、光禄勋张湛、尚书令郭、申屠刚，于西汉末和新莽时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县令长，或应辟为郡县掾史，均已得到了“旧臣”的资格。 我们再来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时期的仕履，《后汉书》等史籍记载：邳彤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为和成，卒正职如太守），耿况为朔调连率（莽改上谷为朔调，太守为连率），马援为新成大尹（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李忠为新博属长（莽改信都为新博，都尉为属长），岑彭守棘阳长，景丹为固德相，迁朔调连率副贰，寇恂、盖延、陈俊、坚镡、冯异、王梁为郡吏，贾复、马成为县吏，耿纯为纳言士（莽以尚书为纳言，下置士）。可信他们又与卓茂、伏湛之辈，有着类似的行政能力和经验。 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后汉书》卷二二朱祜等传后论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颇有深意。范晔这样说道：“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暴露出光武与功臣关系中十分微妙的一面。上文所举王梁“前后违命”，光武却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违废旧典”的事例。至于“亏丧恩旧”，又有彭宠之乱为证。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曰：“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彭宠为渔阳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袁宏《后汉纪》卷四：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光武不许，吴汉等“亦不敢报书”。彭宠自疑，“遂发兵反，攻朱浮”。 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缘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而事实上光武仅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就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此事见于洛阳出土的《马姜墓志》[15]，马姜嫁与贾武仲，武仲系贾复第五子，马姜为马援女，明帝马皇后之姊[16]。马援卒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姜此前当已聘入贾家[17]。贾复、马援各为旧臣、新臣的代表人物，尽管旧臣耿兄弟对马援颇有微词，可是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作出透辟的阐释。 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当其称帝之初就已显露端倪。据《后汉书·伏湛传》：“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这是光武一项煞费苦心的安排。如上两节所述，当时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大司徒一职，光武虽属意伏湛，却由于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须由功臣邓禹挂名。不过伏湛本传又说：“车驾每出征伐，（湛）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可见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实际权力极大。至建武三年（27年）闰二月，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 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55年），相继出任大司徒（二十七年改司徒）的共有7人，除韩歆“以征伐有功”外，其余6人都是文吏。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据有的大司空一职，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于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见于记载者，就有伏黯等17人[18]。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当时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令人困惑的是，功臣们对此似乎毫无反应，至少诸史中均未发现他们抵制重用文吏的迹象。这与建武元年功臣群起反对光武以孙咸行大司马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文引述的《后汉书》朱祜等传末有关东汉初年吏治的一番评论，以“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数语，概括光武时处置功臣的方略，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上述疑点的线索。使“元功”（功臣）“与”吏职（文吏）“分流，的确是光武在政治上的重大决策，不过，光武此举得以奏效，又是和其时文官、武官分途的制度紧密相关的。 文武分途始于何时，迄今难于断言。《尉缭子·原官》：“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实际状况，也是现存最早的记录。在秦代官制以及大体承袭秦制的西汉官制中，可由中央、地方各级官吏有明确规定的职掌，判别其为文官或武官。故近来又有学者将秦汉官僚体制，划分为文武两个系统[19]。 西汉文官、武官分途与否，尽管史家众说纷纭，但至少从当时的朝仪看，文官、武官是有所区别的。《史记》卷九九《叔孙通传》：通为高祖建朝岁之礼，“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西向”的“丞相以下”诸官若为“文官”，则“东向”的“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应是“武官”。 文官、武官的区别，东汉时依然存在。《续汉书·祭祀志中》：永平中，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立春祭青帝，“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太平御览》卷二○节录此条，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又《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曰：“赐太尉、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御览》及《续汉志》分别引述的两条《汉官名秩》，记叙的则为同一件事，即立秋斩牲之礼。按照应劭的说法，司徒、司空、九卿属于“文官”，太尉、将军、执金吾及诸校尉属于“武官”。其中列于文官之首的司徒，正是由西汉初列于文官之首的丞相所改，可见两汉文官、武官的划定实有相承之处。 但建武初年官制又有一个特点，即其文武官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例如大司徒、大司空均系文官，然而邓禹在担任大司徒的近3年间，始终在关西前线主持军事；王梁则在建武二年，以大司空身分与吴汉等共击檀乡。又如邳彤在光武定都洛阳后所任太常、少府，也是文官，可本传却说他“常从征伐”。进一步分析又会发现，上述3人邓禹、王梁、邳彤都是功臣。因为东汉建国时仍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功臣势力相当强大，所以光武在军事上只能继续依靠以武力见长的功臣，同时也只能听任功臣垄断包括公卿在内的高级文武官职。于是就如我们所见：多数功臣担任了从大司马、大将军、将军、执金吾，到偏将军、都尉的各类武官，少数功臣则挂名为文职而实掌武事。 东汉统一战争过程中，功臣在军队中的作用，是文吏所难于替代的，功臣因此就可以稳固地把持军职。鉴于这样一种形势，光武为了有效地行使权力，当时所采用的办法，是把文吏、功臣分别纳入文官、武官两套体系，首先实现对文吏所担负的文官系统的绝对控制。自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邓禹相继免官起，公卿中的文官职务纷纷落入文吏之手。以至于数年之后朝野间舆论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建武七年三月，郑兴因日食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郭经历已见上述，可知其不在功臣之列。郑兴及“公卿大夫”们也正是将郭视为文吏，而推举他做大司空的。回顾光武称帝之初，选官以军功为本位。功臣王梁任大司空，并未遇到任何阻力。但到此时，“朝廷欲用功臣”，已经成了引起广泛非议的反常之举。郑兴敢于公开提出“功臣用则人位谬”的观点，因为这是世人普遍认可的原则。 另一方面，功臣任职虽限定为武官，他们在社会上的尊显地位却未见动摇。大司空王梁、大司徒邓禹免官后不久即被重新起用：王梁任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建武三年迁前将军，邓禹同年拜右将军。他们尽管未能恢复原职，但新任军职的位次仍然不低。而原已出任武官的功臣，如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职位均无变动；执金吾贾复改任左将军，亦属平迁；强弩将军陈俊加大将军，行大将军事岑彭拜征南大将军，杂号将军冯异迁征西大将军，偏将军祭遵迁征虏将军，护军都尉马成迁扬武将军，骑都尉臧宫、王霸、刘隆、马武迁辅威、讨虏、诛虏、捕虏诸色将军，则皆在晋升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