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非官方的武装团体和私人拥有的武器，大体上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得官府允准“合法”购买。在清朝末年，官府已经有允准大宗进口枪械的先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广东厘务局曾批准新宁县(民国后改名台山县)上三都一次进口团枪1550支。(注：粤海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第508号。)1915年，高要县知事因办乡团需要，一次就向省当局“请领旧式村田枪五千枝，各配码二百”；(注：《既催办团又靳于枪枝》，《华国报》(广州)1915年3月27日。)当年，其他地方也是“纷纷赴省请领枪械，以资防卫，每县多者数千杆，少者亦数百杆”。(注：《调查办团领用枪械以防流弊》，《华国报》1915年2月6日。)在引发1924年商团事变的扣械事件中，广州商团从大本营军政部申请得护照，允准一次从外国购进步枪4850枝、子弹115万颗，驳壳手枪4331支、子弹206万颗，其他型号的大小手枪660支、子弹16.42万颗。商团利用这个护照还加购手机关枪42支。(注：《广东扣械潮》卷2“文件”，第8、29页。)商团方面称：“商团购买枪支，是历届广东政府许可的。龙济光时代，曾经向洋行购买过一次，龙济光发给护照……莫荣新、陈炯明时代，亦曾向政府零星购买。”(注：《广东扣械潮》卷2“文件”，第172页。) 政府也经常会把兵工厂生产的枪支，经过一定手续卖给商团、乡团。1924年兵工厂制定新的“民团领枪章程”，允许民团通过政府向兵工厂直接购买枪械，“所有发出新枪，均由该厂加盖枪烙，书明‘民团枪枝’字样，并编列号码，然后解送”。(注：《兵工厂新定民团领枪章程》，《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24年4月11日。)各县民团踊跃备价领枪，台山县第一批领枪360支，政府还派军队、军舰护送。高要县长通过古应芬介绍，直接向孙中山提出备价请领枪500支的申请。(注：《各县民团领枪之踊跃》，《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2日。)1924年6月，台山大塘堡“申请备价请领团练枪械百余杆”，省署审核时只是对该团“枪械是否缺乏，应否添购至百余杆之多”有疑问，乃命令台山县“即饬该乡团董具结报县，复查明确，加结专呈”。(注：《请领团枪须查明办理》，《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8日。)可见，即使是一个乡镇一次购买大量枪械的申请，只要团、县作出担保，也会得到允准。 第二，从国外、港澳、广州湾走私是民间获取武器的另一重要渠道。在清末民初，武器走私十分严重。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折称，“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置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444页。)。军火走私利润很高。在清末，“寻常毛瑟、拗兰短枪值仅数元，购来资盗资匪值十余元、数十元不等，利市十倍，奸商设肆，倚澳门为薮”。(注：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总第3233页。)“香港快枪每枝价银不过七元之谱，而转卖与内地匪徒，每枝可得价银二十余元，大利所在，群争趋之”。(注：粤海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第504号。)民国初年，当时被视为精利武器的驳壳手枪，“在洋界私卖，每支不过用银四十余两，一入内地，可售一百余元”，于是私运者“纷纷不绝”。(注：《私运驳壳者纷纷不绝》，《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6月14日。)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因私运军火在澳门附近海面被中国海军查获，从而引发了一场中日外交纠纷。这次，澳门华商广和店向日本私自订购的军火本来共有160箱，在二辰丸被查获的仅为40箱，这40箱军火包括960支村田枪、500支单响毛瑟枪、44支文耨士十三响马枪。(注：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三)，总第3247-3248页。) 海关对广东的军火走私感到无能为力，1913年粤海关税务司多次接到从香港走私进口军火的情报，但总税务司则密函指示“此乃属地方警察的任务”。1914年2月，更是明确指示粤海关税务司：“海关的任务是竭力搞好征税，查缉军火不属海关工作范围。”当时有军火走私的情报，海关都不去认真查缉。(注：广州海关编志办公室：《广州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由于战乱以及缉私装备落后等原因，军警对广东的军火走私也难以有效遏止。因为武器在广东有巨大的市场，在民国初年，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私自买卖军装枪械”。(注：《换领人民自卫枪支执照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5日。)拱北海关称，“尽管确实推行过一些限制军火交易的措施，可是如果不切实禁止售卖军火，此等措施实在是形同虚设”。(注：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70页。)广东盗匪经常出入港澳、广州湾(湛江)采购武器。时人指出，“广东土匪的枪械，有时比军队还犀利，这些枪械除小数是不法军人及土豪劣绅所私造的外，大都是从香港及澳门运来的”；(注：景尧：《广东的土匪问题》，《五军旬刊》第3期，1927年1月。)“土匪劫杀凶品--枪弹特别是驳壳弹--可以从香港购回及广州湾法帝国主义者之成千成万供给”。(注：《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有的民团也不报告政府私行采购枪支。1914年11月，水上警察厅缉获一批“形迹可疑”的军火，查明实是南海、三水两县乡团所购买的武器。(注：《所获军火原系南三联团购用》，《华国报》1914年11月4日。) 第三，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使不少武器流入广东。在清末，康梁保皇会曾采购武器，从港澳运入广东，武装当地的会党分子及盗匪。孙中山从1895年起一直把广东作为反清起义的主攻地点，每次都从境外输入武器。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很熟悉的史实，本文自不必赘述。事后，这些枪械也大都流散民间，甚至落入盗匪手中。民国以后，革命党人继续这种武装斗争的方式，例如，为讨伐龙济光，中华革命党人私运武器，发动军队及绿林队伍起事。江门知事张锦芳说：“‘乱党’机关，多在澳门，其私运军火，皆系扒艇担任。”(注：《截获由澳门运入之军火》，《华国报》1914年5月5日。)1915年9月军警在芷洲河面截获的一艘钓艇，“内载驳壳子弹一万五千颗”，据称系在澳门的“乱党”所托，转交给健儿团首领梁奇石、胜义堂首领苏泉的。(注：《缉获大帮私运军火与烟土》，《华国报》1915年9月3日。) 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武器泛滥，还与革命党人大量发动民军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到民国初年，在广东，民军一词通常指以盗匪为骨干的非正规军队。1911年11月广东的光复，民国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发动了民军。革命党人往往给民军提供一些武器，民军打着革命的旗号时也会自行扩充人枪。然而，民军只是被利用的对象，事后多数会遣散，遣散时革命党人的政府既不能安排他们的生计，也无法把他们的武器全部收缴。例如，1912年广东军政府大量遣散民军，民军“多半携械遁去，间有被政府缴去者”。(注：《罗景之狼狈》，《民生日报》1912年6月14日。)这些民军无论重操旧业还是加入了商团、乡团，都会使民间武器数量进一步增加。 第四，民国初年广东频繁的战事，造成大量军队枪械散落民间，1917年，广东当局发出的收枪训令说：“本省上年乱事，军队失去枪枝，民间拾获不少”。(注：《收枪给价规条》，《广东中华新报》1917年3月29日。)因为枪支既是值钱的商品，又可以用于自卫或谋生，所以，败散的军人往往带走武器，或落草为寇，或把枪出售。1919年秋，龙济光的军长李嘉品部在雷州半岛被林虎、马济等打败，其脱队的散兵游勇，有的把枪械卖给了李福隆匪帮，也有的干脆带枪入伙为匪。(注：广东文史资料编辑部：《旧广东匪盗实录》，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42页。)1925年陈炯明的军队被东征军打败，“散落于各地的枪弹为数颇多”，彭湃带人去收枪，在海丰县的鹿境一次就收回了300多支。(注：叶左能、蔡福谋：《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42、143页。)军人盗卖枪支之事，也是屡有发生。1924年2月，由于“近有不肖官兵，胆敢私卖枪械”，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重申禁令：严禁官兵私卖枪械，违者将枪决。(注：《严禁军人私卖枪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19日。)还有军官“将廉价在兵工厂领得之枪支，转卖与非军籍之商民，以图厚利”。(注：《严究军官领枪图利》，《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1日。) 第五，土造枪械也是民间武器的一个重要来源。前文已经提到，广东的民间武器相当大一部分是土造的。关于土造武器产销的情况，不可能找到详尽资料，但当时报纸对此经常有报道。1924年初，官府侦悉高要县六步圩有人私造枪支，经搜查，“起获造成枪枝无算”。(注：《六步圩破获私造枪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7日。)1924年11月，军队在南海县朗心乡商团长谭良予家中搜获“铸银印模数个、机关枪弹盘及造枪机器、材料甚多”。(注：《福军声明围捕朗心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1日。)1926年12月，在顺德查出私造武器的机关七处，查获“制成未成之枪炮原料多箱，大小机器数十副”。(注：《破获私铸军火机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7日。) 即使在军警林立的广州市，土造枪械的产销也相当畅顺。广属警备司令的布告提到“不法之徒，胆敢在省城地方，私自制做(造)枪、弹”。(注：《广属警备司令维持治安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3日。)据当时报道，广州市河南尾之小港(今属海珠区)、番禺县属之元江、新造等地有不少“私铸枪、弹机关”，这些工场采用集股的办法，雇用工人生产，工人“每造起一枪，得每元二成之佣银”，还有经纪人推销枪支。(注：《私铸枪弹机关之内幕》，《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3日。)广州市卖麻街、米市街、教育路的和记等9个店铺，也被搜出“各种枪械及私造枪械之机件”，结果店东、店员多人以“私自制造枪械”、“接济匪徒之嫌疑”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注：《私造枪械案犯已判决》，《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日。)1926年4月，警察在广州市河南太平坊一个枪械私造点搜查出“枪支、枪身各机件及制枪机器等，共一船之多”(注：《破获河南枪械私造机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1日。)。这些报道说明土造枪械在广东的城乡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希望民间有大量的武器。但民国初年的广东统治者，无论其为革命党人还是军阀，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面对日益增加的民间武器，历届广东政府也想加以限制，试图把合法的民间自卫武器纳入管理的范围，希望这些武器成为协助政府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同时收缴非法持有的武器。 地方政府经常举行清乡，行动的目标主要就是清除盗匪、收缴武器。1912-1913年，革命党人胡汉民、陈炯明的军政府举行了持续一年的大规模清乡，但时人的评论是：“举办清乡，搜查军火，治盗者久持之不二法门矣！然行之经年，盗贼未尝少衰，军火较前转盛。”(注：《驳壳会》，《民生日报》1913年5月12日。)此后十多年，广东的盗匪是越清越多，盗匪手中的武器则越来越精利。 有时，官方也采取过“收枪”的办法以减少武器的流散。1912年，广东军政府遣散民军，曾表示“所有器械由政府给价收回”。(注：《粤省遣散民军之督谕》，《时报》(上海)1912年3月6日。)1917年3月广东当局也曾公布一个《收枪给价条规》，要求“自通告之日起，限一月内报缴，如逾限不报，或以多报少，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即以私藏军火论罪”。(注：《收枪给价规条》，《广东中华新报》1917年3月29日。)但是，政府收枪的价格却远低于“市场价”，在政府无力“言出法随”的情况下，其结果也就不难想见。(注：收枪和“请领”价格就有很大差距：每支驳壳手枪收价30元，领价90元；六咪厘八步枪收价20元，领价60元；曲尺手枪收价20元，领价60元；黎意枪收价10元，领价34元；村田枪收价10元，领价45元。收价见《广东中华新报》1917年3月29日之《收枪给价规条》，领价见《广东公报》第522号(1914年4月18日)。) 历届广东政府都禁止私人非法藏有枪支，是否合法以有无“枪照”为断。1913年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后，龙济光政府在省城收缴枪械，重申“如藏有枪支子弹，未经领有护照者，无论个人购买，或在政府请领，均不得私自藏储”；但对违反者，如非政治上的敌人，处刑并不算重。(注：如当时报纸有这样两则消息：一李姓民人因私藏枪支，被判罚监禁2年；而另一姓张的因代人私藏军器，也被判罚监禁1年。见《私藏枪械须速呈报》、《私藏枪械者看》，《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10月20日。)政府对乡团“请领”枪械的限制很大程度是象征性的。如1913年底省长要求各地筹办乡团，需用枪械，“须由县知事切实查明，饬令办团主持人备足枪价，并须由该知事会同主任人，出具无济匪情事，愿以身保切结，转送到署，函请都督核准，方能给发”。(注：《请领团枪知事须以身保》，《华国报》1913年12月30日。)1915年，龙济光还宣布：“粤省地方，素称多盗，人民为自卫计，往购置枪炮，以备不虞，时势使然，向未禁止。”(注：《酌定章程查验枪炮》，《华国报》1915年11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