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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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战后50年代末，美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进入60年代，这种思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生重大影响，形成一个“新左派”运动。史学“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威廉斯生于1921年，1944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太平洋两栖部队。战后至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毕业后，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学院任教。威廉斯培养的一批历史研究生形成了史学新左派的基本力量，他们于1959年创办一个新左派史学家的主要论坛--《左派研究》，到60年代著书立说，崭露头角，对于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显著。[1]新左派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从50年代中期起，他们从沉默到反抗，从现实秩序的循规蹈矩的遵从者到激烈的抗议者，从书斋走到校园，从校园走上街头，从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到举起武器、以暴抗暴。他们是家庭和学校的反叛者，向社会提出新挑战。史学新左派对于这时学生运动起着明显的影响，例如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就是50年代活跃于美国各大学校的左翼学生团体“争取工业民主学生联盟”（slid）的领导人之一，戴维·霍罗维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生运动的活动家。60年代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社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的领导人汤姆·海登，是新左派史学著作的细心阅读者。在他主持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于1962年6月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召开的年会上所通过的“休伦港宣言”，包含有新左派史学家的观点。诸如反对金钱特权、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军事工业复合体、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改变外交政策、要求裁减军备等主张都可在威廉斯的著作中找到。“休伦港宣言”是新左派和老左派的分界线，[2]对学生运动起着指导的作用。1964年学生运动进入要求改善学校管理和教育制度的直接行动阶段，在斗争规模和激烈程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展开“自由言论运动”，次年在密歇根大学、拉格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和旧金山学院等校继续举行“演讲示威”运动。群众抗议活动往往演变为与警察的冲突。1970年5月在反征兵、反侵略柬埔寨的运动中，肯特州立大学（俄亥俄）竟有4个学生被枪杀。史学新左派成员活跃在这些激烈斗争的最前沿。如1965年耶鲁大学历史教授斯托顿·林德参加在伯克利举行的演讲示威，拉格斯大学历史教授尤金·吉诺维斯在该校“自由言论”演讲会上反对侵越战争，并与汤姆·海登去河内观察。史学新左派的产生正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5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已逐渐增长，侵朝战争的失败激化了这种矛盾。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特别是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蓬勃展开。及至60年代后期，侵越战争接连失利，人民群众运动更加发展，以暴抗暴的斗争浪潮席卷全国。60年代美国发生的群众暴力行动的次数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青年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中不断提出抗议，不断进行思索，不断探讨过去，不断寻求解答。新左派的史学著作就是这种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新左派史学著作也反映了美国青年对对于美国在世界所处地位和景况的不满。50年代中叶以后，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金元优势开始削弱。1953年苏联爆炸了氢弹，接着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的核优势也受到挑战。侵朝战争的失败，特别是侵越战争给国内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曾是不可一世的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在美苏两霸的激烈争夺中，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左翼青年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深感不满，极力反对他们所实行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这种情绪在史学新左派特别是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明显的反映。新左派运动也是一种国际现象。在50年代特别是在60年代，德国、法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左翼青年学生运动，这些运动在思想上对美国新左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美国新左派所推崇的人物中有古巴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法国人里吉斯·德布、法朗兹·凡农、美国黑人埃尔德里治·克莱佛、乔治·杰克逊和安吉拉·戴维斯、乌拉圭游击队的图帕马罗分子、阿尔利亚的布迈丁、巴勒斯坦的法塔赫，等等。有的人也阅读过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著作。可见美国史学新左派的思想是十分混杂的，这是他们的一个致命的弱点。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也是对50年代一致史学[3]的一个反击，是对美国史学界保守势力的一种挑战。实际上一致史学早在30年代就产生了。当时以冲突论解释美国史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弗农·帕林顿的影响已见削弱。查尔斯·比尔德由经济史观转向相对主义，更是明显的征候。[4]约翰·兰德尔等人已把南北战争说成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及至战后最初十几年，美国在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繁荣，资产阶级要保持这种现状，生怕发生动荡，和谐史学正适应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出现一股极端反动的逆流，美国统治阶级在反对共产党、攫取世界霸权的叫嚣中，向人民发动一系列的进攻。忠诚宣誓法、反劳工法案、扩军备战法令，乃至麦卡锡迫害活动猖獗一时。这种对人民群众政治活动所实行的高压政策，又为一致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到了50年代后期，在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的情况下，一致史学才无法立足，新左派史学的出现标志着一致史学的衰落。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正在学生运动高涨的年代。进入70年代，当学生运动走向低潮时，新左派思潮日趋沉寂。虽然一些新左派史学家如威廉斯、科尔科等仍继续写作，但他们的著作成为新左派运动的余音了。一个卓越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兼评美国外交史的写作在史学新左派队伍中，威廉斯的著作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他曾写过有关美国通史的著作如《美国历史的轮廓》（1961年），试以新左派观点改造美国通史，但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外交史，所以有人把威廉斯领导的学派称为“外交史的威斯康星学派”。[5]他在美国外交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美俄关系史：1781-1947》（1952年）；《美国外交的形成》（编，1956年）；《美国和中东：是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还是开明的领导？》（1958年）；《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1962年）；《从殖民地到帝国--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论文集》（编，1972年）；《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1776-1976》（1976年）；《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1776-1976》（1978年）等。此外，还有许多论文，散见《民族》周刊、《美国历史评论》、《太平洋历史评论》、《科学与社会》、《评论》等杂志。50、60年代，《民族》杂志给威廉斯发表文章的机会比较多，当1961年他出版《美国历史的轮廓》时曾对该杂志主编卡利·麦克·威廉斯表示谢意。作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斯遭到保守的旧学派的围攻。威廉斯在写作《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一书时，竟得不到美国学术团体如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经济帮助，而不得不向私人举债。[6]他们对于威廉斯有关冷战著作的攻击，尤其不遗余力。威廉斯及其学派首先遭到所谓“官方史学家”[7]的反对。国务院专家赫伯特·菲斯曾鼓励罗伯特· 曼德克斯教授写书，抨击新左派关于冷战起源的著作。沃尔特·罗斯托、小阿瑟·施莱辛格、乔治·凯南等人对于曼德克斯的《新左派与冷战起源》（1973年）一书赞誉不迭。被威廉斯称为“官方解说家”[8]的小施莱辛格竟认为曼德克斯作出了一种“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来自各高等学校保守的外交史教授的攻击也很凶猛，托马斯·贝利说，新左派有关冷战的著作是“无稽之谈”，“学术价值贫乏”、“对我毫无影响”[9]。赫伯特·菲斯说，“新左派著作毫无用处，证据和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10]。甚至一些比较心平气和、立论比较持平的史学家也不无刻薄讽刺之意。如艾尔文·厄格说，新左派史学家是“在死人身上耍诡计”[11]。即使在1970年，当新左派史学已有很大发展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约翰·加勒蒂在其《解释美国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录》一书中所邀请的谈话对象，都是一致史学家。可见新左派史学家在美国史学界是受排斥的，虽然加勒蒂所用的措辞是很委婉的。[12]新左派史学家斯托顿·林德所谈比较公允。他在评论《美国历史的轮廓》中说的话，可以概括新左派史学著作的一般特点。他说，《美国历史的轮廓》是“一本卓越的有胆量的和令人失望的书”，“职业史学家责斥它，激进派却称赞它”。它是“一本好书，又是一本坏书”。“好”是因为自1913年比尔德出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以来，这是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坏”是因为不易阅读，且缺少注解。这些缺陷影响了著作的学术价值，妨碍了解他的思想深度。有些立论不知有无权威的根据，是否是即兴之谈[13]。这就是说，思想上是激进的，方法上是粗糙的。这是威廉斯和一些新左派史学家一贯表现的不够严谨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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