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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对美国外交史许多传统说法提出挑战。他的观点在美国外交史研究这片平静的池水中投下了一块不小的石头，顿时水花四溅，鳞波皱叠。美国外交史研究开始得比较晚，到20年代才有根据原始材料写成的具有一定分量的美国外交史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很大的推动[14]。大战前，除去几种有关美国早期外交史如革命时期和1812年战争时期的外交史，以及关于美国和拉美或远东的关系史外，没有任何重要的外交史可言。关于欧洲外交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海上权益之争，内容琐碎。对拉美、远东的关系史大都出于外交官之手，内容不纯为历史，介于历史和政治之间，且缺少档案资料，学术价值不大。至20年代始有较深博的著作，如狄克斯特·珀金斯的《门罗主义，1823-1826》使用了多处档案馆的资料，探讨了门罗主义的欧洲背景。到30年代方有综合的美国外交通史出现。1936年塞缪尔·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问世。珀金斯扩大了对门罗主义的研究，于1933-1937年分别出版《门罗主义，1826-1867》和《门罗主义，1867-1907》。在泰勒·丹涅特研究的基础上，a.w.格里斯沃尔德写出了《美国远东政策史》（1938年）。朱利叶斯·普拉特出版了《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1936年）。1940年托马斯·贝利出了流行颇广的《美国人民外交史》，接着a.p.惠塔克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00-1820》（1941年），珀金斯出了《住手：门罗主义的历史》（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正统派或传统派，二是现实主义派，三是修正派[15]。正统派即“官方史学家”，大半服务或曾服务于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1947年7月主张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以“x”别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苏维埃行动的根源》一文，就是这个流派吹起的第一声号角。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罗伯特·奥斯古德，乔治·凯南也是这个学派的台柱。他们主张强权政治，认为人生来就是追逐权力的，反对所谓“道德家-法学家的外交政策”。修正派即史学新左派，他们对于美国史特别是外交政策史的正统说法提出异议。早在50年代初威廉斯就发表了美国外交史专著--《美俄关系史，1781-1947》。1959年他所著的《美国外交的悲剧》，正是这个学派的响亮的开场白[16]。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中一个主要命题是：美国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他强烈地批判了那些对扩张主义讳莫如深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他说，有些美国历史学家不承认美国是一个“帝国”；假如再追问一下，他们又会说，美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但已经“放弃”了，然而他们又口口声声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17]。威廉斯不同于其他美国外交史学家的是，他不仅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主义因素，而且强调了美国扩张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孤立主义；二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孤立主义这个名词经常出现在美国外交史教科书[18]和外交文献中，而威廉斯认为“美国自从脱离英帝国以来，一直是积极地卷入世界事务……很可怀疑孤立主义这个名词是否具有任何用场”[19]。他认为，从立国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不断扩张[20]，甚至“美国人作为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的公民时，就不是孤立主义者”[21]。美国历史上任何试图阻止向外扩张的尝试都没有成功[22]。关于孤立主义的含义本来就是混杂不清的。d.f.德拉蒙德说：“孤立主义具有如此多的不同的方面，代表如此多的不同的看法，因而无人或团体能够有效地掌握每个方面和看法”。[23]法国的美国外交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说：“什么是孤立主义？与其说它是一个概念，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感情的东西，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24]格里斯沃尔德说，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这两个词”一向运用得如此不确切，如此充斥党派纠纷，因而失却它的意义“。[25温伯格认为，孤立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行动自由“，但又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须是有来有往的，所以所谓”自由行动“是不存在的，”孤立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26]实际上孤立主义原是美国历史上一定时期、针对一定地区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方针，其含义往往与中立主义、不干涉主义、航海自由、不卷入等概念相联系，具有模棱性。孤立主义主要是美国针对欧洲的外交政策，19世纪末以前，”不卷入“为了抵制欧洲卷入美洲；19世纪末以后，美国在”不卷入“的旗号下，尽力保持欧洲均势。只有在欧洲均势遭到破坏，同时自己有利可图时，才放弃”不卷入“。实质上这是”坐山观虎斗“与”渔人攫利“的结合物。这种政策不是针对拉美的，也往往不是针对亚洲的。在拉美是独霸主义，在亚洲是”合伙主义“，交替使用对拉美、对欧洲所使用的手法。温伯格所谓的”行动自由“确是中肯之论，不过威廉斯比温伯格还前进一步。他由美国外交政策的特质--扩张主义这个角度，从根本否定了孤立主义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威廉斯批判了美国外交史上关于孤立主义的提法，特别是珀金斯、比米斯、贝利等人把20世纪20年代称为孤立主义时期的说法。[27] 威廉斯也否定了比米斯所谓的”大失常“的说法。比米斯认为，1898年向外扩张特别是兼并菲律宾是一个”大的国家的失常“。[28] 威廉斯说，”19世纪末年美国向帝国主义的发展不是大失常“，也”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给美国的“。[29] 威廉斯也反对贝利把威尔逊国际联盟的被否定归结为”大背叛“[30]，许多反对威尔逊参加国联的所谓孤立主义者跟威尔逊一样，都在追求把华盛顿”变为世界的大都会“，他们的目标相同，只不过在策略上有所不同而已。[31] 从50年代开始，美国在海外妄图称霸的野心到处碰壁。威廉斯关于孤立主义的这种执拗之见，正反映了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对于垄断集团的无限扩张政策的不满。威廉斯认为，美国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经济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起着主导作用。对于扩张主义传统，有些美国史学家也肯承认[32]，但把扩张主义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却是威廉斯外交史著作中最有价值之处。威廉斯说，在决定外交政策的诸因素中，”经济是很重要的“。在他所写的外交史中可以看到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原因、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作用，特别是经济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幕后或直接的活动。这在美国外交史中是罕见的。一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通病是割裂史实，不能综合地全面地看待历史。写经济的不谈政治，写政治的不过问经济。写外交史的只交待外交关系，诸如外交口号、人物来往、条约制订、交涉经过等，也不肯联系社会经济问题。如阿林·拉波尔特写的《美国外交史》（1975年）只是加强了对国际环境的叙述；托马斯·贝利的《美国人民外交史》也只是强调了”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际环境尽管风云多变，但往往只能决定外交的方式和方法，而不能决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方针。所谓”舆论“更难于捉摸，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舆论“有几分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33]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威廉斯能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探讨美国对外关系，其著作实属资产阶级外交史学的上乘。威廉斯不失为一个卓越的资产阶级史学家。 注释：[1]如1971年10月9日《华尔街日报》载文称，左派史学家的影响日渐增长。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的著名大学里，至少有一个“激进派”史学家在授课，在西部和南部也有少数在任教。该文并认为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正确”与“错误 “解释之比为一比二（见《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第178卷第77期，第1页、30页）。[2]斯蒂芬斯？古德：《富裕的革命者--新左派的画像》（stephen goode, affluent revolutionaries: a portrait of the new left），纽约，1974年，第37页。老左派的含义也极混杂，泛指50年代中期以前的各色社会主义活动家，在史学方面如赫伯特？阿普特克、菲利普？方纳等。[3]”一致史学“一词首先是由约翰？海厄姆提出的（见理查德？艾拉姆斯和劳伦斯？莱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richard abrams and lawrence levin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纽约1971年版，第710页）。1970年海厄姆虽然改正了他的看法，认为对于50年代美国史学的和谐方面估计过高（见艾布拉姆斯和莱文：《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699页；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写作：关于近代学术的论文集》（john hingham, 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essays on modern scholarship），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70年版，第138页），但一致史学流派确实在美国高等学府特别是在东部几个著名的大学中形成一种保守势力。他们强调美国生活中持久的一致性、各种制度的稳定性和民族性格的持续和亲和性，认为美国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甚而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即使存在斗争，也会以和平妥协办法取得解决。例如他们主张独立战争不是社会革命，而只是民族解放运动；南北战争的起因只是当时领导人的错误言行和民主制度的失误。他们厌恶剧烈的变革，极力维持现状，不愿涉及当代争论的问题，摒弃诸如弗雷德里克？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前辈史学家所主张的冲突论。他们否认美国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至少是贫穷部分太小，不足过虑。他们对人民群众疑惧参半，不愿给被压迫的人以支持和同情。总之，他们不相信物质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以唯心主义解释历史。[4]1933年比尔德在美国历史协会发表主席演说，题为”书写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动“。[5]约瑟夫？西拉库萨：《新左派历史和史学家》（joseph siracusa ,new left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ans），纽约华盛顿港，1973年，第23页。[6]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1776-1976》（william a.william，america confronts a revolutionary world），纽约，1976年，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