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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而历史学却十分发达。就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人数、历史教育的规模、史学出版物的数量、史学知识在公共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而言，美国在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的史学著述远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历史研究所取的进展和成绩，可谓举世瞩目。但是，在这种史学繁荣的表象之下，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学著作，很少是出自美国学者的手笔，美国也未产生世界公认的史学大师。那么，应当如何看待20世纪美国史学的基本趋势？20世纪美国史学留下了何种启示和教训？ 一、时代嬗递与学术趋新美国是在不断开拓新土地、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 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为节后黄花。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史学经历了四次大的思潮兴替，这种兴替和社会变动、时代精神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并且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在这个时期，美国跨入工业时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弊端，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股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涤荡全国。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一代专业史学家适逢其会，不仅积极投身改革，而且通过史学著述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他们因此获得“进步主义史学家”的称号。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冲突”。 通过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美国史成了一部美国文明、美国民主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一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他们还极力用历史为社会服务，使之成为争取民主、推动改革的工具。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将上帝的旨意、白人的使命等抽象的观念摈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之外，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从而引发了一场全面改写美国历史的学术运动。 进步主义史学的生命力，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衰竭。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危机、改革、战争和动荡，使美国人对变动感到厌倦，他们希望稳定；在国际上，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反共的意识形态弥漫于社会；于是，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和维持现状，欣赏和赞美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保守主义遂成为50年代的主导思潮。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时代精神的感染下，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一代史学家开始全面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遗产，从史料、方法和理论上打碎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石。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克林顿·罗西特等一批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等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冲突，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是在美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人向来保守，激进的变革和美国无缘，所以，一致性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本质特征。这种学术因此被称作“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在“一致论”史学家的笔下，美国历史中不再存在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冲突和变革，而变成了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这样一部美国史，和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撰写的一样，是经过思想和偏见改造过的历史。 但是，这种历史的支柱在60年代即发生动摇。5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形势恶化，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苏联在科技和尖端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形象不佳，这一切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和现状都深感不满，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批判思潮汹涌澎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青年中间风行一时。这种激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和思想趋向，在史学界激起强烈回响。一些具有左派思想倾向的学者，如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诺曼·波拉克、加布里埃尔·柯尔科等人，重提为一致论学派所抛弃的社会冲突论，对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各种主张的斗争，作了突出的强调，对于美国外交的不正义色彩和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由于这种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被称作新左派史学家。他们最大的缺失，在于对史料的曲解和附会，而且思想过于偏激。 19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少数种族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崛起，促成美国思想气候在1970年代以来出现新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据此而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解释，有“新美国史”之称。 多元文化主义承认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反对将白人文化定于一尊，承认和尊重少数种族及其文化，将各种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的成分而加以平等对待。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少数种族和族裔集团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其次，少数种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再次，种族和文化成为一个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劳工史中，许多学者都将种族和文化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后，通过多元文化的视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学的理论和概念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丰富了史学的分析手段。 从上述史学思潮的四度兴替来看，史学紧密跟随社会变动，学者对时代精神反应敏锐，使得美国史学不断革新，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在各种观念和论点的交锋中，关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是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但长处有时很容易转化为短处。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压倒价值理性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传统，而史学深深浸润在这种传统之中，历来有着自觉为现实服务的倾向。殖民地时代的历史记述者，将上帝对北美居民的眷顾作为历史的主题；19世纪的史家更是明确地阐述了使命感和美国利益的神圣性；进步主义史学家则明确提出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现时主义”，鄙视那种“呆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主张“利用过去”，“迎合普通人的脾胃”， 他们相信，“文明的历史可以成为文明的工具”。 虽然进步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早已消失，但这种实用主义的治史取向，在美国史学中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并且给美国史学带来了许多问题。 进步主义史学家对美国史的解释，固然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后来的史学家发现，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价值和伦理方面的欠缺，而且在史实的处理和运用上也纰漏甚多。查尔斯·比尔德将建国先辈描绘成单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凡夫俗子，对建国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情形，作出了过于简单的理解。后继的一致论学派刻意将美国历史改写成一部和谐连续的历史，一笔抹煞了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主张、种族、性别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新左派史学家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不惜曲解史实，他们所写的美国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这种随着时代风向而动的历史研究，导致偏执一端的史观和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对历史知识的尊严和价值，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