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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理论、量化和模式的迷信，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忽视理论和史实的关系，不是用理论来分解或重新排列史实，就是使史实服从理论；忽视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源的特殊性，导致牵强附会，如心理历史学分析往往缺乏可靠的心理资料，计量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只能对有限的问题才有意义。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决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是某种抽象的模式所能容纳，而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只有用以观照史实时才有意义；量化和模式只能是历史研究的部分手段。 第四，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使历史著述沦为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报告，内容枯燥，文字死板，了无生气，面目可憎，传统的叙事性和可读性荡然无存。有的美国学者谈到，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已经丧失，史学训练中对技术性和专业性因素的注重，遮蔽了优美写作、讲述故事、进行综合乃至教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的写作变得十分糟糕，历史成了枯燥和不相干的东西，新闻记者取代历史学家成了受欢迎的历史作品的作者。 这种状况引起“新”、“旧”两派历史学家的不满。“旧”派史学家坚持真正的史学应当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中心，非如此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主线，非如此不能产生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们虽然也承认新史学的成绩，但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持抵制和诋毁的态度。“新”派学者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对传统史学的长处不能完全抹煞，必须克服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弊病，新史学才有光明的前途。像伯纳德·贝林这样较早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者，甚至在自己的著述中刻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以免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新的基点上回归叙事，力图在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美国历史体系。 三、专题探索与宏观综合在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史学家关注的基本上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他们大多从事宏观的和整体的历史著述。特别是在19世纪，史学家笔下描绘的都是美国历史的宏观进程，他们力图展示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北美得到体现，白人的使命如何使一个“蛮荒”的大陆变成世界文明的新希望。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弗朗西斯·帕克曼的殖民发现和争夺史，都是一种综合性和描述性的历史叙事。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专题的、微观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主导倾向仍然是建构综合和宏观的美国史框架。特纳的边疆和地域假说，比尔德的经济史观，涉及的都是对美国历史整体进程的解释。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老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的《美国生活史》，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都是构架宏大的整体性著述。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也大多是综合研究见长，布尔斯廷、霍夫斯塔特、哈茨、威廉斯等人，都提出了解释美国历史趋势的宏观框架。特别是霍夫斯塔特的政治文化史观和布尔斯廷的美国特殊性理论，是这个时期两种整合美国史的主要框架思想。 在此同时，专题化也成为一种日渐强劲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著述，即开始从“宽泛散漫的叙事”向“脚注繁复的专著”转变 ；当社会科学化趋势兴起和“新史学”成为时尚以后，专题研究更成为美国史学的主流。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敏锐地看到，美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大型理论化上，而是强调将某些概念和方法应用于范围有限的一些历史问题和具体的历史状态上”。 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必然使研究突破整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探讨的层面。另外，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训练出了众多专题研究人员。博士论文选题要求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促使研究生不得不寻找专门而细小的题目作文章，在每年大量出版的专题著述中，博士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 1960年代以来，专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微。例如，妇女史原本是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现在已经分化为黑人妇女史、移民妇女史、少数族裔妇女史、边疆妇女史、早期妇女史、家庭婚姻史、女权运动史等许多更细的领域。二，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细节研究日益深入。以美国革命的研究为例，传统的研究注重探讨革命的起源、革命的性质等整体性问题，而50－60年代以来的专题化趋势中，更多的研究集中在革命的思想意识、奴隶制、妇女、宗教、识字率、印第安人等问题，不同地域和社区在革命期间的变动也受到较多的关注。三，地方史研究成果甚丰。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社区，如一个县、一个村镇、一个教区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新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研究视野从全国政治转向地方政治，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也极为可观。四，个案研究的出版物之多，几乎不可胜数。特别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已经细微到地方工会领导人传记、某一医院的历史、某一时期某一人群的儿童玩具之类的问题。 在专题研究获得丰收的同时，美国史学“由于过度专门化而巴尔干化” ，也就是出现了通常所说的“零碎化”问题。“零碎化”是指两种倾向。第一，专题研究变得过度专门化，走上为专题而专题的小路，没有将专题在整个领域定位，未能将专题置于宏大的背景之中，无法看出专题和整体的美国历史的联系，因而变得日益狭窄和支离。一直对新社会史持批评态度的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提及，她曾问一个专门研究早期村镇社会史的学者，他和他的同行的研究与美国的建立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有何关联，对方坦率地承认，从他们的主题和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出什么关联来。她认为这个例子鲜明地反映了新史学的致命弱点。 第二，未能通过宏观的框架来对日益细致的专题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从而构建整体性的历史叙事，展现一般性的历史趋势，不仅在整个美国历史方面是如此，即便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也只有若干零散的专著，而综合性的著作不可多得。以对殖民地时代的研究为例，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查尔斯·安德鲁斯的《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劳伦斯·吉普森的《美国革命以前的不列颠帝国》等鸿篇巨制；50年代以来对殖民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殖民地的地方社区的研究，达到极为细致深入的地步，但是，至今尚未有一种具有影响的综合性的殖民地史著作。虽然不排除有些专题著述具有宏观的意义，如查尔斯·格兰特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研究，对理解殖民地政治演进很有价值； 菲利普·格雷文对马萨诸塞村镇安多弗的研究，展示了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社会变迁的图景； 可是更多是一些零碎和无关宏旨专深细微之作。所以，如何借助已有的研究而构筑一种关于殖民地时期的宏观历史叙事，乃是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零碎化”的最大欠缺是，任何一个领域的单独和专门的著述过多，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完全了解整个研究状况，难以从纷纭繁杂的专题著作中把握基本的趋势； 对于一般的读者，由于缺少“讲述故事”（storytelling）式的综合性叙事，完全失去阅读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历史著述沦为“专家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病态的繁荣”。另外，“零碎化”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但缺乏充当学术领袖的通人和大师。约翰·海厄姆在1960年代初曾经感叹，当时那一代史学家中没有特纳、比尔德那样的学术领袖， 在3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因为海厄姆所说的那一代史学家中，毕竟还产生了如c·范·伍德沃德、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埃德蒙·摩根这样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在目前美国史学界，影响超出其本人研究领域的学者，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在国内外史学家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人们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包括过度专门化、狭隘性和缺少宏大叙事等弊端。有一组数字令人十分震惊：问卷要求例举本人最推崇的3－4种专著，1047名被调查者竟然提出了1237种著作，其中882种仅一人提及，三人同时提到的著作仅118种，提及人数最多的是埃德蒙·摩根的《美利坚的奴隶制和美利坚的自由》一书，也不过得了47票；提到者在20人以上的11种著作，仅有一种是1980年以后的出版物。 这说明：一，美国史学家大多只读本领域的著作，而对其他方面的状况漠不关心，在学术上处于高度封闭状态；二，由于“零碎化”的结果，美国史学界没有公认的名著；三，近20年来美国史学所受“零碎化”的困扰愈益严重，以致未能产生影响很大的著作。 美国史学家中较早意识到“零碎化”问题的人，是已故的赫伯特·古特曼，他在1981年就开始呼吁新的综合历史叙事。托马斯·本德随后也提出，虽然比尔德的史学观点已经过时，但他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仍然是宏观历史叙事的一个基本标准，标明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劳伦斯·莱文1993年在主席演说中提出，美国史学家“应当留意关于新的综合的呼吁”。 但新的综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并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量的聚集，而需要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将分散的材料整合成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叙事。比尔德的宏观美国史，就是以经济解释和社会冲突论为框架而构筑出来的；一致论学派的整体性著述，贯穿的乃是他们对于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认识。最近几十年专题研究的深化，推翻了以往的宏观综合著述所赖以建立的解释框架，但同时却没有确立新的框架。所以，对于当今美国史学家来说，进行综合历史叙事所缺乏的，不是微观研究的基础，而是使众多专门研究产生意义并且和社会整体趋势发生关联的理论构架。战后最受推崇的史学家霍夫斯塔特在生前曾立下宏愿，要在综合近几十年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专题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宏观美国史，拟分三卷，每卷涵盖75年；但天不假年，他仅留下了一部关于早期美国史的初稿。 托马斯·本德多年来致力于提倡综合研究，提出要以“公共文化”作为新的综合的叙事焦点，他认为，通过公共文化的框架，可以弥合政治史和社会发展的分裂，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叙事。 但是，根据“公共文化”之说而撰写的整体性美国史著作，迄今尚未问世；本德本人关于公共文化的著述，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另外，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长篇小说一样，需要有中心情节。以往的宏观历史著述以政治史为中心，而政治事件则往往富于故事性，易于形成完整的叙事框架。新史学侧重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则往往缺乏明显的故事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宏大叙事的难度。更有进者，当今的史学家大多希望建构一种分析性叙事框架，但分析和叙事的结合诚非易事，因而备受期盼的宏大历史叙事不免姗姗来迟。伯纳德·贝林相信，社会发展同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有序可循的故事，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建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叙事。 目前，他的这部综合的美国史仍旧还停留在计划当中。 近几十年来，虽然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宏观叙事仍付阙如，但某些领域的综合之作已有若干成功的范例。埃里克·丰纳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在重建这一领域是一部为人称道的综合著述。他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得到启发，将重建看成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把黑人的经历置于中心地位，围绕内战后南部社会整体重塑的方式、南部种族态度与种族关系模式的变化、内战和重建后出现的国民政治国家（national state）、北方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对重建的影响等问题，梳理和综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建构一种“叙事的”和“分析的”样式。 可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为数尚少，而且涉及的也仅只是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 从各国史学的发展史来看，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史学大师，无一不是记述或解释重大的历史运动的学者；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著作，也无一不是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作。从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布罗戴尔的《地中海和菲利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概莫能外。一国史学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专题研究和宏观综合之间保持平衡：专题研究为宏观综合提供学术资源，而宏观综合反过来推进和深化专题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乃为史学的真正繁荣。而20世纪美国史学以专题研究见胜，宏观综合相对薄弱，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史学巨著，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志：承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王希博士惠赐资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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