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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内对美国史的重构方兴未艾，这种史学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有的学者将文化多元的历史改写成了各种族平分秋色的历史，欧洲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被大为降低；对过去那些遭到忽视的人群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种族”（race）、“性别”（gender）、“阶级”（class）分析范畴遭到滥用；妇女史家运用女权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妇女问题和性别关系，充满女性对男性霸权和性别压迫的仇恨，致力于将历史由“他史”（history）变成“她史”（herstory），形成一种十分偏颇的性别对立史观：在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盎格鲁－萨克逊白人都成了种族主义者，对白人中的反种族偏见的思想视而不见；所谓“政治正确性”已经成为钳制学术自由的枷锁。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正在肢解美国历史，使整体的和宏观的美国史构架难以形成。在一个多种文化竞争和冲突的情况下，什么是美国文化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仅是许多种族和性别集团的历史，那么，什么是美国历史的主线和整体结构，就无法得到准确的把握。所以，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带来的史学革新的利弊，应当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整部美国史并不都是族裔史，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可以容纳所有美国历史问题的大箱子。 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以不可逆转的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为对象的人文学科，它的成长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积累为滋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可靠的历史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这需要一种相对中性和平和的立场，需要和变幻莫测、难以界定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种对于知识的庄严而恒定的信念。如果怀有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时代精神不加辨析和保持警惕，不免使史学的特性受到损害。20世纪美国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历史解释跟随时代而不断变化和求新，每一代史学家的崛起，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为起点；他们热心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为研究鹄的；他们过于迎合大众口味，片面注重史学的工具性。这一切导致了思想的浅薄平庸和知识的实用化，未能在美国史学建立一种追求纯正知识的“精神贵族”传统。于是，史学的高度繁荣活跃只是一种表面的景象，由于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就不具备产生史学大师的土壤。 二、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尤以美国为甚。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趋于成熟和专门化，社会科学的势头日益强劲。受社会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史学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政治、外交到经济、社会，从英雄人物的活动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事件到心态，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采用计量方法，实现了描述性史学向解释性史学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扩大，要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有助于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和使用新的史料。伴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逐渐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 美国史学界十分热衷于使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早在1912年，詹姆斯·哈韦·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就提出，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向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学习。 1954年，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发表《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的专题报告，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1963年该组织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971年出版的《历史学即社会科学》一书，将史学完全等同于社会科学； 同年，新政治史主将李·本森发表《走向科学的历史研究》一书，社会科学化已经成为史学的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美国史学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方面，史学家热切地从社会科学汲取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者大量涉足历史领域。 美国历史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和那些熟悉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一道，在历史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创新，使史学的领域大为拓宽，方法得到丰富，解释更为精确化，理论色彩更为浓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运用“反事实模式”对奴隶制的经济史研究，改变经济史领域的面貌。 将政治学和行为科学引入政治史的结果，形成了新政治史。李·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为新政治史提出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 一些机构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数据和国会表决情况进行了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计量化史料。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学家也加入这个营垒。种族文化分析模式和选举周期理论，乃是新政治史的重大成果。社会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和“自下而上”的史观的形成，促成新社会史的繁荣。普通人的生活、风习的演变、社会流动、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人群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模式，都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和奴隶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赫伯特·古特曼和戴维·蒙哥马利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来说，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计量方法，人称“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和电脑的采用，使历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相信，计量史学乃是唯一科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就是计算机的程序员。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大众选举、移民史、经济史，并且使过去很少受到注意的教会登记、家庭帐册、选举记录等资料产生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得意地说，“美国历史学家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方面领先于他们的欧洲同行”；“计量学派乃是美国的特色”。 社会科学化为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活力，丰富了它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使之呈现新的面貌。无论从观念和理论，还是领域和方法来看，这种经过社会科学改造的历史研究，乃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而且，这种“新史学”和当年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也有天渊之别。今天的治史者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如康奈尔大学教授迈克尔·坎曼所说，他们拥有从前的学者无从想象的计量方法和电脑等装备，他们使用的话语在几十年前也甚为罕见。 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甚为自信和自负，认为自己的课题和方法代表了史学的潮流，优越于传统史学。这种态度招致坚持传统史学的学者的反感和责难。 在社会科学开始悄然向历史研究渗透之时，声望如日中天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满怀希望地预言，当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均专注于狭隘的实证探索时，史学可能继续是艺术中人文性最强的学科。 可是，如果他能多活十年，那他一定会深感失望：历史学在经历了社会科学化后，变成了“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中的一种。社会科学之于史学，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史学带来生机，同时也使史学不断丧失自身的特性和功能。 第一，社会科学化损害了历史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特性。新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政治史乃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新社会史成了历史社会学，妇女史实际上不过是女性学，在这些研究领域，历史成了附属和次要的东西，研究的目的不是考辨史实、解释史实和提供历史叙事，而建构模式和创立理论，从而模糊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 第二，成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史学，出现严重的非人文化的趋势。史学家缺乏终极关怀，对知识没有某种超功利的追求，也不再将人的价值置于重要地位。在高度技术化的研究中，课题成为中心，手段乃是关键，人及其信仰、关怀、生活方式则被淹没在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材料和抽象庞杂的模式当中。史学家不过是一种制作历史产品的技术工人，著述的目的仅是为了学位、职位和生存。 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史学研究者的培养中。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研究生课程，大多偏重专业方法和技术的训练，重视某一狭小领域的知识，而忽略思想价值的熏陶和整体素质的培养，一个学生学修满学分、写出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以后，就可以得到学位，然后走向就业市场。像6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那种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方式，实在是凤毛麟角。缺乏人文底蕴的史学，只能生产平庸浅薄的知识产品，不少论著只不过是如伯纳德·贝林所说的那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 ，能够陶铸情操和启人智性的学术经典，也就无从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