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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对于胡佛的对外政策也极尽吹捧之能事。他说，胡佛一方面认为向海外扩张是必要的，但又认为扩张会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而胡佛出于“理想和实用主义的原因”，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89] 这就是威廉斯所渲染的胡佛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实际上这就是威廉斯开放国内门户的蓝图。胡佛不赞成比尔德主张的那种庞大的辛迪加国家，显然威廉斯也有同感。威廉斯所想象的“开放国内门户”的美国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合作”和“社会均衡”的国家。 威廉斯从研究外交政策转向探讨内政改革，起点是国际问题，落脚于国内政治。这也许就是他着重研究外交史的目的。 结语：总评价 在60年代，新左派史学可说是异军突起、生机勃勃，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及至70年代，随着新左派运动的沉寂，史学新左派也失去了赖以前进的社会推动力量。 作为史学新左派的代表和先驱，威廉斯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试图以新的观点解释美国的历史。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高涨又开阔了他的视野，到70年代，新左派运动出现消沉后，虽然威廉斯及其学派成员仍然继续写作，但当时不无“孤舟侧畔千帆过”之感，而今也可说是独傲霜天了。 从新左派运动失去强劲势头的原因，也可窥察到新左派史学的弱点。新左派运动衰落的原因有： （一）新左派成员的思想是含混不清的，他们的要求和目的不尽相同，这就影响了内部团结。新左派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弊端和社会失调现象表示厌恶，倾向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并未给他们提供什么可资利用的有效的方案，美国共产党于５０年代中期后也失去了革命气质。新左派不能形成一支有力的队伍。艾尔文·厄格说，美国历史没有给新左派一种“可有的过去，”他们只知道拒绝什么，但不知道应当接受什么。[90]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不知道应当接受什么，正说明他们不知道要拒绝什么。至于没有“可用的过去”的说法，也不尽然。美国人民具有革命传统，问题是具不肯总结，要总结什么，为什么总结。对这些问题新左派却不甚了了。 （二）新左派运动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特别是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年轻的男女学生，[91] 其中不少人来自富裕的中等资产阶级。这批青年是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出生的，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从未经历过像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没有他们父辈那样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对当时社会秩序和权力制度具有敏感，并深怀不满，但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分散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流动性很大。他们在校期间最多４年左右，即在30岁前离开了学校，携家带口，营取生计，脱离了学生运动。《时代》周刊上有文章说：“‘60年代的小伙子’是在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他们在谋求职业上所遇到的竞争很激烈”，“当他们担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时，他们感到还是进公司可以在金钱上和心理上得到较多的报酬。”[92]但新左派成员不都是幸运儿，不都能找到职业。有的人颓废潦倒，用自弃方法来表示对社会的反抗；有的成为愤世嫉俗的嬉皮士，易比士；有的铤而走险，转入恐怖主义组织如气象员或癫狂汉；有的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抗暴自卫如黑豹党人。 （三）新左派的活动基地主要在高等院校。虽然他们也走上街头，深入乡间，但激动人心的斗争如群众集会、罢课演说，甚至与军警格斗的场合主要在校园。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旧金山学院等都是著名的新左派学生运动中心。学生运动同校外群众运动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结合得很不够。[93]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运动不会持久，也不会找出正确的方向。学生运动的社会基础单薄了，这就给统治阶级造成进行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一如惯例，统治阶级对新左派运动所施行的手段也是软硬并行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税务署、便衣特务、警察打手都是压在新左派头上的凶残的暴力。有许多人被枪杀，有许多革命组织被破坏。成千上万的人被关入监狱，更多的人被送法院受讯，无辜被告者浪费掉许多金钱。同时统治阶级被迫作出一些改革，以缓和群众不满，例如允许学生在校务上有较多的发言权，制订一些民权法案，培养一些黑人小资本家和黑人官吏，等等。这些“釜底抽薪”的办法，在瓦解和腐蚀新左派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险恶的。 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也反映出威廉斯思想体系的弱点。作为一个“强硬的修正主义者”，[94]威廉斯运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见解，揭露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端，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作了一些中肯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这对霸权主义者是一起当头棒喝。在战后美国史坛上无疑吹过一阵发人清醒的煦风，但其本身的弱点是极其明显的。在称赞他的[95]和反对他的[96]读者面前，威廉斯倒像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的主张非但不是振兴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且给人以力不从心、进退维谷的印象，原因是他钻在资本主义的躯壳里批判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去批判垄断资本主义。威廉斯在分析了20世纪整个美国外交政策之后，抱怨说：“直到1977年美国仍继续围绕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心碰撞和碾磨：曾经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可是不能挣脱这种现状。”[97]这种无能为力的抱怨心情正是他陷入“不能挣脱这种现状”的写照。要害问题是作者只谈扩张，不谈帝国主义侵略实质；只谈资本主义改革，不谈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威廉斯居然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主导思想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人道主义、民族自决原则和坚持别国人民依照美国方式进行生活或解决他们的问题。[98]第一、第二个思想表明威廉斯接受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虚伪的表面价值，第三个也只叙述了表面现象，并未接触问题实质。威廉斯的学生沃尔特·拉菲勃的思想也反映了威廉斯的观点。拉菲勃虽然不赞成扩张政策，但认为帝国主义商人和政府制订者都是“好心人”[99]。威廉斯本人看不到美国在口头上高谈道德原则，而实际摆弄的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新殖民主义的罗网”。[100]他甚至不清楚两霸争夺的性质，还幻想把古巴芬兰化[101]。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威廉斯似乎还抵不过一个具有20世纪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之称的英国史学家d.w.布罗根。布罗根曾说：“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是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102]威廉斯对重商主义的论述，显示出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缺乏认识。他说：“重商主义不是利己主义，……重商主义是一种慈善的父道主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集团。尽管重商主义是依赖向外扩张以解决国内问题，但它是美国传统的宽厚的一面。”[103] 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内政政策的延续。帝国主义既要剥削本国人民，也要进行战争，剥削外国人民。不侵略扩张，帝国主义就不能存在；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就要进行资本输出，这势必引起国内经济发展的相对迟滞。这也是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表现。“开放国内门户”只不过是扬汤止沸的措施，并不能逆转帝国主义发展规律。我们不禁要问，威廉斯主张“开放国内门户”的目的何在。不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制度的侵略和剥削实质，那么，即使有朝一日他的改革内政的设想得以实现，扩张主义这个美国史上的怪物还会“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对威廉斯这个资产阶级史学家来说，这也许是不实际的要求了。 威廉斯既然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资本主义剥削实质认识不清，因而在实现他的“开放国内门户”方面，就不知道应当依靠什么社会力量了。艾尔文·厄格说，新左派拒绝“责斥”企业主，也拒绝“崇拜”工资工人[104]。他们甚而敌视工人和工会。他们误认为，青年是一个阶级。这个大部分由激进学生组成的运动疏远了社会，削弱了它的社会基础。威廉斯的著作也具有这个弱点[105]。这正因为威廉斯所追求的只是资本主义内政事务的改革，而不接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作为改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策士，威廉斯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现状，又担心第三世界革命的增长以及原子战争的威胁，[106]所以他急切希望假借社会主义的某些方法去为资本主义图谋自救之道，但又找不到依据的社会力量，这就决定他去宣扬赫伯特？胡佛、罗伯特？塔夫脱之流了。结果在内政政策上，威廉斯是胡佛的门徒；在外交政策上，又是比尔德的追随者。他的思想是胡佛、比尔德等人思想的复合体，在外面又多多少少地抹上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关于涂抹马克思主义色彩，威廉斯和比尔德有其相似之处。在19、20世纪之交，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时，在欧洲留学的比尔德采纳了一些马克思的想法。正如二次大战后，当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在大学读书的威廉斯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及至30年代经济恐慌发生，比尔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失去信心，在对外政策的看法上转向孤立主义，在历史研究上转向相对主义（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点）[107]。同样，在50、60年代，美国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困难重重。特别是在60年代，侵越战争接连失利，水门事件丑闻毒化了政治气氛，这就使威廉斯转向一条同比尔德所走的大致相仿的道路。 整个问题的症结是：威廉斯不了解或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痼疾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尽管通过国家干预，美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可以得到 一定的调整，在某些时期生产也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威廉斯的想法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他提出的问题。显然，若要为美国社会找到一条出路，还须另辟蹊径。 [34]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william a. williams,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克利夫兰，1961年，第3页。 [35]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第490页。 [36]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7页。 [37]即政治孤立、不干涉、中立、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仲裁，见约翰·戴维斯：“美国外交政策的永久的基石”，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10卷第1期（1931年10月），第9页。 [38]即独立、大陆扩张、不卷入欧洲、欧洲国家不得在美洲大陆建立殖民地、美洲大陆上的领土不容在欧洲列强间转让、国际贸易自由、民族自决、战时航海自由、引渡权、不干涉、反帝国主义，见塞缪尔·比米斯：“美国防务和外交的转移战略”，载李和麦克雷诺兹编：《为纪念g.h.布拉克里斯而写作的有关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论文》，第2-3页。 [39]即谋取安全的边疆、扩展边疆、保护美国公民的权益、保持中立与和平、阻止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见朱利叶斯·普拉特：《美国外交政策史》（julius w.pratt,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纽约，1955年，第3-4页。 [40]即地理位置、供扩张的空间、邻国的弱小、多民族、民主、舆论的作用、国内事务的首要地位、经营商业和工业的人民、利用欧洲的困难，见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第803-8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