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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是谈如何研究辽宋金史，却不能不涉及较多的方面和问题。不仅是谈经验，也是谈教训。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专业中，研究中华古史确有相当强的专业性。有一位当公务员的在职博士生曾对我说，她自问有相当强吸收能力，因工作需要，临时读些相关的经济、法律之类书籍，即可磨枪之後临阵。但当了一年多的中华古史博士，似乎还没有摸到门道，感觉有点苦恼，对自己配不配学古史，产生了疑问。即使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两个相近的专业而论，只怕也是由文入史难，由史入文易。 欲知山上路，须问下山人。我常说，个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对目前的学术腐败，人们口头一般可以承认，但似不能联系具体的人和事。例如有的人一门外语并未过关（依个人之见，外语过关的标准，应是能否进行专业对话），就被称为“学贯中西”，或对海外交通史“造诣甚深”。还是一句俗话，吹牛不要本钱，反正好糊弄者正是外行领导或媒体。一位前辈是中国的印度学权威，如今被普遍捧为国学大师。其实，真就所谓国学而论，他与张政烺师相比，差距确是可用“太大”两字。我曾拜读他《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云云。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他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拿出一点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已经很不易。事实上，这位先生晚年不少作品正好是扬短避长。他当了许多只怕连自己也数不清的空头主编和顾问，又无学力能对此类作品的质量认真负责和把关，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自重吗？给人树立什么榜样？看来，某些外行领导和媒体的瞎捧，也可能把有的学者捧得晕头转向。再有一位内行人都知道是浅薄的、与我同代的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总促使他不时发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文字。有一回，一家报纸的编辑向我电话采访，要谈国学。我当即说，自己对先秦典籍不通，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学。不久，又在一家报纸上见到此人发表有关国学的文章。我给张泽咸先生通电话时说：“如今比我更没有资格谈国学的人，倒在侈谈国学了。”实际上，治史到了一定火候，对于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还是清楚的，应当向一切人坦白。还有人辩护说，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似不足为怪。然而在此种风气中，任何一个学者难道不是更应自重吗？ 我个人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实不足以语上山之路。在此主要以前辈学者的治史经验为借鉴，结合同行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加之个人亲历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谈点看法，仅供青年学者参考。 治史在客观上必然有一些基本的，任何人也不可能违背的原则，但在具体细节上，亦贵乎不拘一格，不必事事处处拘泥前人之成规，而应有自己的独创性。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换言之，对现代治史者而言，除了写作能力之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训练。对各个具体的人而言，可能会有某种能力较强，某种能力较弱的情况。但稍弱的方面，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学术成就。故青年学者在治史之初，就应当十分注意自己的三种能力得到均衡的、协调的发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在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然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又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任何一种好的、高明的学说，一旦被偶像化和宗教化，只能是此种学说的悲剧。尽管如此，回顾起来，自己能及早地接触，并且学了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治史大有裨益，是自己治史的一大幸运。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前辈陈寅恪先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确实不了解，二是对当时那种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有反感，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对我那样宣讲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是会接受的。人的信仰应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我个人当然没有权力，也根本不想强迫，只能说，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对增强史识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中国大陆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方面，是走了不少弯路。首先，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在“十年浩劫”前，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视历史事实为历史哲学之奴的风尚。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史实削足适履，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不懂汉文，没有条件接触浩繁的中国史料。他们对欧洲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史，只能从中国史实出发，加以验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那种凡是历史论著，必须加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语录，作为标签，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说：“在形式上，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如果事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具体说法当作不可动摇的结论，或者自己预先设想了结论性的框架，再随意摭拾一些史料作填充式的注释和证明，即抽样作证，这恰好从研究方法到叙述方法，都成了先验性的结构，而有悖于上引马克思强调的基本研究方法。 为着说明问题，只能对某些前辈不敬了。在我的学生和初学阶段，有一位被奉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作品写得艰涩难懂，但唯其艰涩难懂，无法领会，我就愈以为神妙。及至进了历史研究所，为着完成某项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份，这可说是文革前部头最大的史学作品，也终於有所领悟。此後，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对人说，某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三是古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家就一律是唯物论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思想家。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史实的推敲。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占据正统地位六十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式思想。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有什么唯物论。某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有时甚至杜撰史料。其实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他也因此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邓广铭先生《评周谷城〈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虽为1942年所写，对此类情况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