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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问题，一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史学家，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阉割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此不必多说。二是很多中、青年史家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取冷漠，不屑于学习的态度，在此须要多说一点。 一次与博士生讨论选题的偶然机会，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成了还多少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遗老。那位青年学者很有才华，并且勤奋。他的选题是宋代东南的官民社会，但他却全然不知自己的选题正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的基本理论着眼。此事引起我极大的震动，我与著名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明史兼杂文家王春瑜先生，辽金史专家李锡厚先生，还有前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大姐通电话，表示自己的感慨，说如果我们青年时代选这样一个课题，肯定会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着眼。他们也深表同感，深以如今的史家远离马克思主义为叹。因为官民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正是抓住了官民关系最本质、最重要之点。治史不能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认为，这是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因而影响治史质量的一个实例，但也许有的学者不以为然。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很勤奋，又很有才华的学者，介绍本人的新作。我提了一点意见，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出发。这位学者客气一番，实际上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事後一位研究生说，在场的大多数研究生也不以我的意见为然。会後，我与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一起进餐。我说，那位先生确实很善于思考，对古代官吏层次的划分提出不少新的想法。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其理论架构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没有考虑在史料中反映很少，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在史料中很少反映，但我们在治史时应当胸中有数，而且应当纳入理论架构之中。不能只盯住占人口大约百分之十以下的官吏，应当看到还有大多数受苦受难，却是整个社会文明基石的农民。黄先生当即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我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给一位研究生选择了宋代地方政治的课题。事後有先生对我说，在答辩时，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压力，担心自己的论文过不了关。原因是一些先生认为，其论文对宋代地方政治描绘得过于黑暗，认为应当多写点光明面。我後来说，如果论文将宋代地方政治写成以光明面为主，我这个老师是通不过的。其实，即使是宋人也承认十官九贪的根本情况，地方政治又如何能以光明面为主？其分岐点，无非是如何对宋代阶级社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作总体的、基本的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等级授职的批判灵不灵？依我之见，在中国古代，除了如贞观之治等个别时代，地方政治可能是以光明面为主，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以黑暗面为主。既然是在同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历朝历代的地方政治只能是大同小异。如被某些人艳称的清朝康、雍、乾时代，地方政治很黑，根本无法点缀所谓的“盛世”。此次争论其实还是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理论是否知晓，是否理解，是否运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一部宋代的重要史料。所谓“名公”，就是一批清官，他们的司法判案，就是具体的司法实践。南宋後期，将他们的判案编集成册，以为范本。但是，即使就这些书判而论，对地方豪强，即宋代黑社会势力的惩处还是偏轻的。我曾问一位研究生，此书所反映的，是否是宋代司法实践的普遍情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宋代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在十官九贪的情况下，司法腐败必然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故《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反映的，只能是宋代司法实践中很少量的、较好的情况，而决无普遍意义。与上引的地方政治相似，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估计，而此类估计其实正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若干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不应夸大为可以解决治史的一切问题。但是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范畴内，用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肯定有差别，甚至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我所见的一些论著，凡是涉及此类问题，而又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者，确实说不上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过去推行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排他性当然是不对的，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都应认真学习，吸取其营养。例如上世纪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辩”讨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其治史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说是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是很重要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未受史学基本训练者，从自己的学科中，想出了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点。其方法并非是从史料中进行认真的爬梳，而是从今人的历史作品随意摘取合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是前述的抽样作证，拼凑成书。尽管受到一些外行领导的吹捧，但到头来，还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作品。如果仅将某种学科的理论，当作一种时髦，当作一种取巧的捷径，企图躲避艰苦的史学基本训练，决不能摘取史学的黄金果。 有些学者研究制度史，主张运用现代西方行政学，这当然是好事，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更对人颇有启发。但是，目前西方行政学的前提，是在直接选举条件下的法治，而中国古代的基本情况，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和人治，存在着重大差别。即以信息传递而论，传递是否通畅，必然被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既得利益所制约。宋朝法律规定地方官有灾必报，但秦桧独相专权时，为了装饰所谓中兴盛世，知法犯法，反而要处分上报灾异的官员。比信息传递系统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信息传递的窒碍，何以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虚报、瞒报之类。即使作了上述研究，至多也只能是活的制度史的一部分。信息传递不可能成为研究古代制度史的基本问题，似不可能从根本上激活制度史的研究。所以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法治是法大于权，人治是权大于法。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法制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其基本状况是统治阶级往往以私利粗暴地践踏自己制订的法制。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大凡一门学科，只有在数学全面的、彻底的介入的情况下，方能成其为精密科学。目前有人嘲笑中医，说是不科学。其实，即使是目前的西医也只能说是半精密科学。准确的说法，应为中医是科学，但不是精密科学。历史学当然更不是精密科学。我曾问一个数学家，大家都是文革的过来人，研究文革，能不能运用数学公式，他只是苦笑和摇头，承认不可能。 择善而从，就意味着无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现代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削足适履。还须重复前面的一句话，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 以上的举例绝对是恳切而善意的。然而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人。大凡听不进去的一些史家，事实上认为已有足够的高明，根本不需要学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今的世道，做好好先生，凡事好，好，好！是，是，是！是受欢迎的，可以大家一团和气。若要说点逆耳之言，难免令人不快，甚至反感和讨厌。但是，不说似乎更不合适，挑明分岐，亮明观点，引发思考和争论，也许对史学的进步，对某些青年史家有点好处。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很多青年学者而言，反而成了陌生的事。依个人之见，不妨先读一点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有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之类语录，再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作，进而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能较熟练地用于治史，也决非易事。 治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同。我常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门大学问，可惜中国连半个专家也没有。真正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当然必须至少有英、法、德、俄四门外语的能力，不仅能够精熟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作，并且懂得如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之类，更应当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蔽于势和利。一位先生接着我的话头说，一些人是等不及的，他们虽然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下如此苦功，却早就安排了为自己如何当院士之类。这也是目前学术腐败的现实。 二、道德和文章：古人将“道德文章”连结而并提。唐人梁肃甚至提出“必先道德而後文学”。[3]近年来的治史实践，使我逐渐体会到两者决非无关，人品必定影响学问。我曾在《论文选〈凝意斋集〉自序》中，总结了前辈大才子郭沫若先生的後半生治史之道，非常惋惜地指出：“痛苦的现实却迫使我逐渐清醒，决不能重蹈郭沫若先生後半生的旧辙。”当今的世道，要一个学者不蔽于势和利，难矣哉！史界有人炮制“盛世修史”的伪科学，说什么一千年出一个盛世，连起码的、浅显的历史算术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乱说，还不是势和利的驱动。 人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不同评价，其实还是源于现实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道路。任何史家治史，处理史料，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的指导。例如谴责南宋投降主义是一种史观，而力图为南宋投降主义辩护，当然也是一种史观。不能说前者受了本人史观的束缚，而後者就不是史观，不受本人史观的束缚。 当今社会的沉疴痼疾，其实不难从中华古史中找到病源，有不少简直就是历朝历代旧病的复制。当然，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早已开出了治病的良方。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也是史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但要履践个人这份小小的义务，首要的正是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