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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观察和经验，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前面说了治史的三要素，而治史成就见高低，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我为《学林春秋》写了一句题词：“最大限度地集中时间和精力，是治史的第一诀窍。”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何处，主要应是集中到对史料的研读上。 据我的体会，且不说最大限度，就是要多少集中点时间和精力也并不容易。多少前辈优秀学者反复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然而又有多少人反其道而行之。一位先生，学问有相当根底和才气，但身体十分病弱。当文革後期，我们被迫去所谓五七干校时，他的病体无法下去，正值有考古新发现的机遇，发表若干文章，得到好评。但在文革後的出国热中，他以空前的热情满天飞，从事各种似乎是风光体面的活动，折了阳寿，而成果反而寥寥无几。古语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少学者到了某种地位和名声，就有志于追求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的诱惑。他们舍得向学问以外的活动投放时间和精力，就是吝于向学问投放时间和精力。学问不行，再乞灵于千奇百怪的歪门邪道，以装潢门面。至于各种各样骗子式的学术活动家，自更不待论。人到老年，工作强度自然不可能大，但个人也深知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尽量减缩各种场面活动、应酬、会议之类，以便能集中点时间和精力，用于治史。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3]《全唐文》卷518《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後序》。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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