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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本色，当然不能对任何权势低三下四。晚年的陈寅恪先生最可贵、最值得令人钦敬和学习之处，正在于此。当然也有他的特殊条件，名声太大，且不说无名小辈，即使是名声比他稍低者，欲效法他的作为，也早就死于非命了。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和事实，如果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身与心为势与利所役，必然是泯没于芸芸众生，还能创建什么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禁区，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和无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无论对于故人郭沫若先生，还是对于如今史界一些其实是蝇营狗苟，而又沾沾自喜的“名流”，人品必定影响学问，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的规则都是适用的。 我在辞去会长的那次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大会发言中说，希望宋史会能成为一个比较清白，弘扬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内涵的爱国正气的学术团体。我在电话中对乔幼梅先生说，看来，如果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份责任感，没有为民主和科学的献身精神，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能力，只怕难以成为上乘史家。乔大姐的回答是“不可能”。王春瑜先生一次电话中说，有人评价清军入关，其实是兜售抗战时标准的汉奸理论，他认为史学家没有点正义感，是搞不好历史的。以上这些话是否是抓住了中华史学发展，特别是後继人才培养的关键，仅供史学界的广大同行思考、讨论和批评。 三、、提高写作能力：史学作品的语言应与文学作品有区别。文学作品，特别如小说戏剧之类，使用民间口语，甚至秽言詈语，有夸张的语言美，有朦胧的语言美；而史学作品的语言，似宜提倡半文半白，首先是准确，其次才是简炼和生动，不宜使用夸张、朦胧等语言。古典汉文的优点，正适合撰写史学作品的需要，故欲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主要可以学习古汉文。鲁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最高明的散文大师，其成就堪称前无古人，今无来者，而将中国散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范文澜先生是位笃实可敬的学者，他特有的文风在《中国通史简编》的某些章节，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应与他深厚的古典汉文修养有关。翦伯赞先生治史之深度，似有可议之处，然而其遣字造句的功力，在中国大陆史界堪称冠绝一时。据说他很爱读古代骈体文。骈体文确有束缚思想的弱点，但其对仗工整、掷地铿镪的词句，同古典诗词、对联一样，也反映了汉语的优点，为其他拼音文字所无。故到翦先生手中，便化腐朽为神奇。青年治史者可以从鲁迅先生的散文和范、翦两先生的作品中，学习史学语言。 我也读到某些史学作品，语言晦涩朦胧，难解其意，只怕算不上是高明的史学文字。据说，目前追求文字的晦涩朦胧，逐渐成为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追求时髦，不应成为一种原则，时髦可追可不追，人云可亦云可不亦云。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风靡一时者未必都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形影相吊者未必都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依我之见，语言晦涩朦胧，似有点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似反映了作者思想和逻辑的混乱。如今是个强调创新的时代，人们喜欢竞创新词。新词当然需要创造，但应是反映旧词无法反映的新含义。如果仅是新瓶装旧酒，其实大可不必，有时旧词反而比新词好。例如既有“转折点”，又何需另创所谓“拐点”，既不高雅，含义也不如前者确切。顺便说一句，学问当然需要创新，但有时旧说反而比新说好，经得起推敲，这应是常识性的问题。不应将严肃的治史，变成一种并无新意的文字游戏。 四、史料的局限性和重要性：如今已无古代所谓正史、野史之类概念。一切古代的文献记录等，都可统称史料。过去有的学者称史料即史学，是有其片面性。十年浩劫前，对所谓史料唯物论、史料挂帅的批判，流行一时，在政治压力下，以接触史料为讳，这当然是更为荒唐的。 史学具有实证性，没有史料的实证，就不成其为史学。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不能说完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有时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有时几分史料只能说一分话。有一个判断和分清史实的支流与主流，表象与本质的问题。有时，几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支流和表象，而一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主流和本质。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 广义说来，史料不能仅限于文献记录。近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观念，重视考古资料，并以此与文献记录互证。最近出版的许怀林先生《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不仅重视上述两者，还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应是又一重要的实证途径。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科学昌明的网络时代，许多学科确是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信息。但就研究历史而论，还是用得着上引古话，考察各地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古战场等，或可发现只看文献和图片容易忽略的问题，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我个人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军区的苏志达同志，亲自赴西北，对宋夏好水川之战的战场作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错误以及古代历史记载的某些不当之处，作了考证，来向我“请教”。我当即说，他才是真正的权威，是我的老师。通过此事，使我懂得，即使是研究古代战争，光凭史料记载是不够的。《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的某些精彩论述，若无熟悉江西的地理环境和实地调查的功力，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但是即使做到以上三条，任何时代留下的史料，一般说来，总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一切方面和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史料对深入研究往往是不够用的，古代的史料更是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4] 史料所以总是残缺不全，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当政者出于狭隘私利，往往在文字记录中以假乱真，隐恶扬善，篡改、歪曲或捏造史实。即使并无歪曲史实之心，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全面，就只记载了某个或某些侧面。有些问题当时人认为太一般、太平常，不予记录。且不说是中国古代，就是近、现代提供的不少统计数字不确，如此等等。 一般说来，现代史料的生产期约为五、六十年，错过了时间，史料不可能再生。我写了一个大学时代的回忆，其中所记录的，都是当时最普通、最平常的事，至少我们同级一百人大致都曾经历。但差别在于我写了，其他同学未写。我的回忆录最初还有一个小错，顾文璧先生的大学毕业时间为1956年，我写成1955 年，这是由他更正的。这份回忆录被编入《那时我们正年轻》一书，却将对前校长陆平的长段揭露文字全删。记得有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校友说，本来还以为陆平是个好人，看了我的文章，方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可知当代人写信史，又是多么不易。不料《新京报》编一部从1949年迄今年的北京《大城记》，又将我的回忆录加以摘录和节略，作为1960年的三篇之一，题名《在十三陵农村“教学改革”》，登于该报2009年5月27日。我所写的，只限于京郊黑山寨村和我们一群大学生，在当年的挨冻受饿，只是京郊的一鳞半爪，当然更远不是全国最严重、最悲惨的情况。但在1960年全年的《北京日报》中肯定不会有片言只字的反映。由此可见，一个时代无数量史实最终形成史料，即使以九牛之一毛，也是完全不足以形容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惨重的十年浩劫，过去已三十馀年。若要研究文革史，某些基本的统计和重要史实却是空白，而无以弥补。人命关天，人的生命最可宝贵，然而完全由瞎指挥造成的大饥荒和文革，到底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却成了永远的历史秘密。大饥荒最初的估计是死了一千万人，目今一般认为是三千万到四千万人之间。关于文革，最初我听到一种估计，是无辜死亡五百万人，不少人认为不止此数，目今的研究是约二千万人。但上述估计毕竟只是很不得已的事，而不估计却更是大错。希特勒屠害六百万犹太人，如今成了全人类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难道中国人的生命竟如此不值钱，难道应当像个别全无心肝的“学者”所谓事情已过去了，还提它干吗？难道中国人，以至全人类就应当永远忘却好几千万人的死尸的沉重？从1967年始，绵延数年的武斗，又有多少惊人的物质损失，也同样无统计数传世。 传世史料无可弥补的缺陷，并不能降低，反而提高了利用史料的重要性。唯其残缺不全，就更需要史家们充分利用有限的史料，尽可能扩大扫描的广度，增加透视的深度。唯其真伪淆乱，就更需要史家们施展祛伪求真的考证本领。 有一个比喻，经济学家研究现实经济犹如造房子，而史家治史犹如搭积木。经济学家可以预先设计一所房子，需要的建筑材料，即资料，可通过对现实的调查而搜取，往往不受限制。史家的有限史料就是积木，只能根据积木的多少搭盖，无法另增积木。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研究明清经济的专家，为一个宋史研究生的亲戚出了个题目--宋代太湖流域小农经济，并说，历史所是研究制度的，我们是研究规律的。我得知後，评论说，可以打保票，这篇论文写不出，因为没有多少史料。看来他对宋史史料的底细不清。那位研究生当然还是听亲戚的话。有一次，她同指导教师谈话，我旁听。她说，有人将江阴的小农经济也划入太湖流域，她认为不能，因为江阴的小农经济与太湖流域不一样。我不能说话，但心里想，无论说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又有什么史料根据？依她这种水准，全未入门，如何能写出论文？最後还是给我不幸而言中，研究生本人也十分苦恼。 历史论著决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选题事实上必须预先衡量史料的多少，或可多写，成为专著，或只能少写，成为论文，或者就连论文也无法写。从非专业者看来，宋代太湖流域小农经济确是个好题目，但从内行看来，就是写不得。 注重史料的原始性，是使用史料的一条重要原则，这留待後面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