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彬除枢密使的制文中开篇即云： 朕夤恭守位，寤寐求贤，逖怀三代之英，用济万几之务。咨诹旧德，夹辅皇家。[60] 对于这一人事安排，真宗显然是很动过一番脑筋的。他曾经阐明自己的考虑说： 近密之司，典领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彬以耆旧冠枢衡之首，敏中及峤佽助之，兵机边要，有所望矣。[61] 真宗不比太祖、太宗，他初即位，需要借助于“素有名望”且“端亮谨厚”的重臣为其典领“近密之司”。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中接着解释说，“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而“峤仕藩府最旧，故首加擢用焉”。首长为“耆旧”，两位辅贰一个有谋略，一个是襄邸密僚，三人共掌机要，应该说是构成互补的“理想”组合。 此时的枢密院，掌管“兵机边要”的职责已经比较明确；但其“近密之司”的性质却没有改变。咸平二年，曹彬去世后，“谋略非长”的王显再度出任枢密使[62]；当时的制书中称“图任旧人，冀成元化”[63]。 继王显之后担任枢密院长官的，是知枢密院事周莹与王继英。据《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咸平三年（1000）知枢密院事。周莹“庸懦不智”，“居枢近，无他谋略，及莅军旅，历藩镇，功业无大过人者”。 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原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时值契丹纵游骑南下剽掠，但作为武资官的王继英被提拔的真正原因却并不在于历经战阵。他“少从赵普给笔札”，“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史》卷二六八其本传中称之为“趋走左右者”。他与周莹同知枢密院事，“小心谨靖，以勤敏称，上倚爱之”[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丁酉条载： 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 对于当时的边机形势，对于王继英其人，真宗都并非不了解。皇帝对宰相们的这番嘱咐，使人隐约感到他对主管军旅的枢密院长官处置边事的能力似乎信心不足。 是年闰九月，契丹大举南下，宰相寇准建议真宗北上亲征，而参知政事王钦若、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南逃避敌。在此关键时刻，看不到枢密使王继英的态度。在其后的北进过程中，军事亦多经寇准处分。《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王继英出任枢密使之后一年（景德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记事中，王继英仅四见，或被命或进奏之事务，一系翰林医官除授事，一系告发雷有终事，另两件系次补或检放禁军及将校事，皆与边事戎机无直接关联。至于其本传中语焉不详地称“从幸澶州，契丹请和，诹访经略，继英预焉”，很可能不过是委宛曲宥而已。 王继英这种表现，并不妨碍他继续担当枢密使一职。他在任两年半，直至去世。真宗“临哭久之”，并且对宰相们说：“继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谨，奄忽沦逝，良可念也。”[65]前有王显，后有王继英，这样的人被皇帝选中掌领枢密，而且备极荣宠，其中的真实原因耐人寻味。 四 从建隆到景德，北宋初期的九位正任枢密使，除赵普、石熙载二人外，皆系武资；而且，独任枢密使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的王显，亦系武资。而自淳化二年初设知枢密院事，至景德三年王钦若、陈尧叟出任该职之前，五位知枢全部都是武资。 不过，如果我们将枢密院长贰群体纳入视野，则可以看到，宋太祖时期，枢密院长贰基本是文武兼用。同时在任的长贰皆系武资的，只有两段期间，即李崇矩与王仁赡同任使副时期（乾德二年初至四年底）、曹彬与楚昭辅同任使副时期（开宝九年二月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底）。自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以后，除极短暂时间（如太平兴国八年九、十月间）外，即再无武资包揽的状况，或签署、或同知、或副使、或使，其中总有文资在。 当然，即使是对于武资官的任用，宋初也有了不同于五代时期的特点，这使我们看到，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所谓“武官”并非无所差异的整体。此时的枢密使很少再任用曾经亲率重兵的“武臣宿将”担任。开宝九年（976）二月太祖任命的曹彬，虽因一向恭谨清慎，能“在枢府凡八年”，但太宗是年十月即位后，马上安排原枢密副使楚昭辅与曹彬同任枢密使；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又有太宗心腹臣僚石熙载先是签署枢密院事，继而副使，再迁枢使，从旁牵制。即便如此，曹彬仍然因为“得士众心”被太宗猜疑而终至去职。太宗能够放心使用的武资枢密，主要是其藩邸亲信。 对于曾率军旅者的疑忌决非太宗一朝偶见。仁宗景祐三年（1036），王德用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孔道辅上言，“谓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皇祐四年（1052）中，宋廷赏破侬智高之功，任狄青为枢密副使。左司谏贾黯反对说： 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 他继而列举了五项“不可”的理由： 四裔闻之，有轻中国心，不可一也；小人无知，闻风倾动，翕然向之，撼摇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将耻与为伍，不可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不可四也；青虽才勇，未闻有破敌功，失驾驭之术，乖劝赏之法，不可五也。[66] 当贾黯说到“祖宗之成规”时，他并没有进一步加以阐发，或许他认为其内容所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心目中的所思所想，恐怕不是太祖、太宗任用亲随的不成文原则。 梁天锡先生《宋枢密院制度》一书，在讲到《宋枢密院之产生及其作用》时，有“以文驭武与重文轻武”子目，其中“统计两宋任枢密长贰凡七百二十四员次，得各朝文武之员次及其比例”为：两宋十八朝枢密长贰中，文资659，占91%；武资65，占9%。而其中，在太祖朝的10员次中，文资4，占40%；武资6，占60%。太宗朝35员次，文资21，占60%；武资14，占40%。真宗朝44员次，文资29,占66%；武资15,占34%。[67] 从上引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太宗时期正处于文资臣僚典枢密比例上升的关键阶段。而如果我们用是否曾系太宗“亲随”“旧部”这一区分标准来重新为当时的枢密院长贰归类，那么，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比例关系，而我们从中得到的感受也将颇有不同：在当时的19名长贰之中，与太宗有藩邸渊源关系的，有石熙载、王显、柴禹锡、杨守一、张逊、赵镕6人，似仅居1/3 弱。不过，若从曾经独自担任枢密院首长的官员来看，曾独任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的石熙载、王显、柴禹锡、张逊、赵镕5人皆系太宗藩邸旧僚；而他们“独任”的时间段，自太平兴国八年（983）直贯至道三年（997）太宗去世之日，占太宗在位期间的2/3左右。 这种状况，使我们感到，尽管枢密院早已不在“内臣”掌握之中，但直至此时，它的长官选任原则与后唐、后周时颇有类似之处，仍然“皆天子腹心之臣”[68]，尚具有浓厚的皇帝私人僚属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兴国八年（983）王显独任枢密使之后，太宗旋即以太平兴国初期被拔擢的进士张齐贤、王沔担任资秩较浅的签署枢密院事。这一看似悄无声息的变动，事实上冲击着晚唐五代以来以勋臣亲随掌枢密的格局，枢密院长官的选任从此不再拘于勋旧圈内，从而肇启了真正意义上外朝文臣知军政的开端。雍熙三年（986）北伐失败后，在枢密院首脑的行列中，出现了更多的文资长官，反映出该时期国家政策方略的调整趋向。 雍熙三、四年间，王沔、张宏、赵昌言相继成为枢密副使[69]。这些已经具备了一定治事经验的“天子门生”进入这一序列，开始了勋臣故吏逐渐淡出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枢密院长官任用原则自此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端拱元年（988）张宏再任枢密副使，同日以杨守一签署枢密院事。次年，另一名太平兴国进士张齐贤任枢密副使，而与此同时，又以张逊签署枢密院事。而无论杨守一还是张逊，既都是武资官，又都是太宗晋邸旧臣。淳化二年四月，张逊、温仲舒、寇准同日为枢密副使。这种“兼容并包”的任用方式，既显示出太宗对于势力制衡的考虑，又体现出他对于“宥密之司”治事效率的关心。作为精明的统治者，他早已注意到“藩邸亲随”之资质与制度发展、事任要求之不相适应。对于他一手提拔且曾经寄予厚望的王显、张逊等人的失望，促使他兼用文武新旧[70]。 表面上看，北宋初期枢密使选用中所贯彻的，是“文武兼用”的原则；而考虑到宋初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以及君主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会看到“武”与“文”后面掩映的“亲”或“疏”甚至“能”或“庸”交错作用的背景。在汲取五代“乱世”教训、发展稳定政治局面的总框架之下，这层关系制约着宋初政治制度更革的走势及措置的缓急。我们同时注意到的是，赵宋的开国帝王们，不仅对于以往与他们“比肩同气”的武将充满警惕；对于他们原本不熟悉的文臣，事实上也并不全然倚信，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应该说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幸运的是，北宋初期的最高统治者毕竟谨慎小心地以五代为鉴，较为理智地权衡处理着他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从而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赵宋帝王及士大夫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 五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说： 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北宋初期枢密院的设置，自晚唐五代发展而来；而“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71]的格局，是在反复曲折之中确立下来的。枢密院自中官掌机要到皇帝的亲信僚属掌决策，再到外臣掌军政，不仅是职责的变化，也是机构本身性质的变化。 正如梁太济先生曾经指出的，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之权力格局的确立，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72]。 苏基朗先生《五代的枢密院》一文中亦指出，史家每以宋代的枢密院制度为相权遭分割的例证，实际上，从五代枢密院演变的角度加以考察，“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73] 认识特定的官僚政治制度、特定的官僚机构之性质，离不开对其渊源背景以及所处社会情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职事规章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其“执掌人选”与“机构”“制度”问题的结合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于晚唐五代以来枢密院演变过程的勾勒，通过对于北宋初期枢密院长官委任原则的讨论，对枢密院自“内廷”、“中朝”机构向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国家政府机构过渡演变问题[74]，提供另外一个思考角度。 就枢密院而言，自唐末朱温改以亲吏担任枢密使起，开始了该机构走出内廷的过程。从那以后又经历了一百年左右，枢密院才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负责军政的外廷机构[75]。五代时“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76]的状况，正反映出当时枢密院长官不仅“参谋议于中”，而且“专行事于外”的现象。这并非主要出自皇权制约相权的需要，而首先是出于提高快速反应效率，以应付复杂局面的需要。枢密使不仅掌机要、备顾问，且直接施政，这一方面使其权势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却也促使枢密院向外廷机构转化，使形式上处于巅峰状态的枢密使有可能自帝王身边疏离。枢密与中书“对掌大政”的分工，即产生于这一转化过程之中。既曰“转化”，自然伴随着诸多起伏波折。宋太宗前期，枢密院职能、长官任使方面隐现着“中朝化”的倾向，而当时的“密迩近侍”者，由于其特定的“藩邸旧僚”背景，往往存在着突出的能力缺陷[77]；克服逆转趋势并进而完成枢密院“外朝化”的过程，是随其统治的稳定而实现的。 就枢密使制度而言，北宋初年呈现出多向错综的状况：一方面，其亲近内属性质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着作用，与帝王关系的密迩，使其事实上居于“备肘腋之变”的核心位置；而从其人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于宰相任用之注重位望风采，掌枢密者仍以帝王私人亲信为主。另一方面，宋初又继承五代后期的趋势，制止了枢密权力的持续扩张，有效地将其控制在与中书门下“对举大政”的合理范围之内；与此同时，逐渐完成了枢密院长官人选自皇帝私属旧僚向外朝官员的过渡。五代时期枢密院气势凌厉的上升势头，经过北宋初期的职权调整之后便不复存在了。 自五代至北宋前期，枢密使副与宣徽使副、三司使副乃至翰林学士，皆有“内职”之称。这些职任皆非正式外廷宰属，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是对应于外廷的“内职”。但这些职任与皇帝的密迩程度以及其职能性质，实际上各不相同。北宋初年枢密院长官的任用状况，明显地体现出这一机构在当时所具有的机要近密之特殊性质[78]，也反映出枢密自近侍助手转而成为外廷首脑的曲折历程。 就枢密院长贰的任用而言，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文资与武资关系问题，即研究者通常注意到的“以文制武”的发展趋势问题。这一趋势在周世宗、宋太祖时期已经开始明朗化；而“以文制武”格局事实上的形成，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既与“守内虚外”“防范奸邪”方略的确立有关，也是士大夫阶层成长的结果。与此相关的另一层面，是更多地任用亲随抑或更多考虑人选资质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转变事实上错落交织，而后一转变过程发展得相对迟缓。太宗后期开始有意识地以文臣参与典枢密（尽管仍有反复），这一趋势在真宗中期以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随着新的官僚群体的成长，随着自然淘汰的进程，重用旧部亲随的作法逐渐淡出。如果说文臣典枢密是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那么，这一“家法”并非定型于太祖太宗之时，而显然是在王朝的巩固发展过程中逐渐塑成的。[7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