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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经王曾瑜、罗文、黄宽重、陈峰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2]有关唐代枢密使的研究，有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载《中正大学学报》四卷一期，1993年10月）等。有关五代枢密院的研究，有佐伯富《五代における枢密使につぃて》（载《史窗》46号，1989年），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载《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有关宋代枢密院制度的研究，有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相关部分等；而内容最为全面细密的，当属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一书。 [3]例如《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李璜序。 [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条；又，《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百官门·宰执上》，庞籍《上仁宗论狄青为枢密使》注文。 [5]对于“枢密使”之称谓正式出现的时间，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兹不赘。 [6]参见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中正大学学报》四卷一期，1993年10月；刘后滨：《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7]《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正月丙午条 [8]《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 [9]《旧五代史》卷十八《敬翔传》。 [10]《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 [11]《旧五代史》卷七二《张居翰传》 [12]参见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文献》1989年2期，第101页。 [13]《资治通鉴》卷二七五。 [14]《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 [15]《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 [16]《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四月甲申条 [17]《旧五代史》卷八一《晋书·少帝纪一》。 [18]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4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元年六月丙午条。 [20]参见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杭州大学《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第59页，《探索》杂志增刊，1988年。 [21]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唐宋法制史研究》第25页。 [22]参见刘后滨：《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23]《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 [24]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第212页，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5]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第6页，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 [26]宋初四年间，赵普在枢密院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算是例证之一。太平兴国七年，有人密告秦王廷美“阴谋”，太宗将廷美逐至西京，而下诏由枢密使曹彬为其饯行。而告密者柴禹锡、杨守一皆被委以枢密院要职。见《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 [27]《宋宰辅编年录》（中华书局校补本）卷一，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条。 [28]《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乾德二年正月庚寅条。 [29]《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淳化元年十二月辛酉条。 [31]《宋宰辅编年录》卷三，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条。 [32]《周益国文忠公集》附《年谱》“周必大除枢密使制”。 [33]《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 [34]《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建隆三年十月辛丑条。 [35]《宋史》卷二五七《李崇矩传》。 [36]《宋史》二五八《曹彬传》。 [37]《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 [38]《宋史》卷二五七《王仁赡传》。 [39]《宋史》卷二六四《沈伦传》。 [40]《宋史》卷二五七《楚昭辅传》。 [41]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42]《宋太宗实录》卷三四，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柴禹锡罢枢副制词。 [43] 漆侠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参见“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探知集》第151-167页，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4]尽管魏仁浦枢密使职任直至乾德二年正月方罢，但他早已“以疾请告”，事实上不理该司事务。 [45]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 [46]《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八月庚戌石熙载罢枢密使制。 [47]《宋史》卷三百二《吕景初传》，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刘敞传》。 [48]《宋宰辅编年录》卷二，淳化二年九月己卯条。 [49]《宋太宗实录》卷二六，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亥条。这段话在《玉壶清话》卷五与《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中也有记载，其背景与针对性虽不尽相同，太宗之语意却大致相同。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六月戊戌条。 [51]《宋史》卷二六八《柴禹锡传》。 [52]《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寅条。 [53]《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四月丁亥条。 [54]《宋宰辅编年录》卷二，端拱二年七月己卯条。 [55]《宋史》卷二六八《杨守一传》。 [56]《宋宰辅编年录》卷二，端拱元年二月庚子条。 [57]《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 [58]《宋史》卷二六七《李惟清传》。 [59]据《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真宗即位后，赵镕“以心疾求解”。 [60]《宋宰辅编年录》卷三，真宗至道三年八月己亥条。 [6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八月己亥条。 [62]《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 [63]《宋宰辅编年录》卷三，咸平二年七月己丑条。 [6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八月己未条。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丁亥条。 [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条；又，《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百官门·宰执上》，庞籍《上仁宗论狄青为枢密使》注文 [67]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页12-13，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 [68]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五《枢府》 [69]《宋宰辅编年录》卷二，雍熙四年四月癸巳“张宏罢枢密副使，赵昌言枢密副使”条下说：“时河朔用兵，张宏循默备位，无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赵昌言数上北边利害，故两易之。群臣皆竦动云。” [70]出身、经历及素质各不相同的这两类人如何磨合互补，在当时构成实际的问题。例如枢密副使知院事张逊、枢密副使同知院事寇准“每奏事，颇相矛盾”，导致淳化四年六月同日罢免。见《宋宰辅编年录》卷二。 [71]所谓“对持”，需要考虑到两层含义：一是中书、枢密官署各自独立，长官不互兼；二是机构职掌独立，各有辖领，互相制约补充。似不宜将其理解为对峙平行而互不交叉。参见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杭州大学《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探索》杂志增刊，1988年。 [72]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杭州大学《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第56页，1988年。 [73]《唐宋法制史研究》第21页，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74]所谓“内朝”“中朝”与“外朝”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古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者们关注的中心论题之一。郑学檬先生在其《五代十国史研究》中指出，应该“从汉魏以来一个个内廷要职变为外廷即政府要职的规律”，去理解五代的枢密使权力膨胀问题；见该书第3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苏基朗先生《五代的枢密院》中，即贯穿着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张邦炜先生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中，也专门讨论到“宋代是否形成‘内朝’”的问题；见该书《导言》与《余论》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5]这里所谓“内廷”“外廷”，是就其职任性质而言，而不是指其官署位置在禁中与否。 [76]《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 [77]这种缺陷，从根本上限制着这批近密者取代外朝宰相职能的可能性。 [78]飞永久撰有《五代枢密使的侧近性》一文（载《长大史学》一期，1958年），惜未得见。 [79]限于篇幅，原附“北宋前三朝枢密院长官简表”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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