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清末各级地方自治机关，除少数开放地区为新式开明绅商所掌握，其他广大偏远闭塞地区，主要是由旧式地方官绅所把持。由于地方官府的监督与控制，一些地方官绅得以因利图便，专务肥己。他们或借开办地方自治之机增捐加赋，或借官府势力鱼肉乡里。“是以官吏之横暴为未足，而复纵群狼以助其横噬，自治而适以自乱。”[78]使地方自治失去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意义。 其三，以新式绅商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不仅力量单薄，而且态度软弱。他们未能明确着眼于地方自治的阶级属性，着眼于自治权力的自主性和民主性，而只是试图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与伦理规范之内，“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79]，其所获得的自治权力也仅限于管理地方公益事务，这充其量只能达到“官绅合治”的层次，而无法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标。 概括言之，清朝末年的地方自治之所以多有困厄，难期顺利发展，主要是因为实行地方自治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而实现这些条件又非一朝一夕之功。 然而，清末地方自治的尝试，毕竟产生了选举制和议会制（尽管多半流于形式），这是中国封建君主政体的异军，对于以官僚政治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生活来说，具有某种民主启蒙和社会动员的意义。而其根本价值，乃是在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所以，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士农工商为基本成分，长期僵固不变，其中只有士绅阶层可以通过科举仕途作有限度的流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的“四民”阶层结构已初步发生解体。清末立宪自治运动期间，由于科举的废除和仕途的壅塞，地方自治便为地方士绅和工商业者提供了许多新的谋业机会，使传统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流动进一步增强。以上海、广东等风气早开的地方为例，从事地方自治活动的主体，即是那些已经或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和商人。他们的分化和转化，不仅掘松了传统社会的根基，而且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充实了力量。除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分化以外，又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相继形成。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新闻出版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重新设计自己的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清末社会流动的增强，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形态，但已使中国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体系向近代的“开放型”社会体系过渡。 第二，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以自治辅助官治”的旨义，但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设立，毕竟使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工商资产者开始渗入地方政权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地主阶级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地方政权的性质开始发生嬗变。由于各级议事会、董事会的成员均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现任官吏、军人、巡警不得当选，遂使许多拥有经济实力和一定社会影响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得以跻身于各级自治机关，掌握部分地方行政领导权。如有前述，清末上海地方自治的参与人员，包括退休官吏、买办、工商界各业资本家，以及教育界、慈善界等方面的人士，但自治机关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商业界和教育界为主的资产阶级手里。苏州的基层自治组织市民公社，其发起人和主要职员，绝大多数也是较有社会影响的中上层商人。他们通过市民公社这种基层自治组织，取得了一部分市政建设和行政管理权。就是在清政府所筹办的官办自治机关中，也有不少新式绅商参与其间。这不仅使国家地方政治权力逐步下移，而且逐渐改变了地方政权的封建属性和社会功能，为资产阶级创建新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为一儒家思想所笼罩的君权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长期被排斥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政治观念十分淡漠。清末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使得地方社会生活秩序逐渐发生衍变，不仅启迪了人民的参与意识，而且也提供了参与的孔道，社会参与进一步扩大。清末社会参与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投票选举。天津自治局成立时，最先实行普选，虽然合格选民仅占人口总数的3％，但却开启近代普遍参与之先声。上海总工程局成立时虽未实行普选，而是“就向来办事诸绅商中公同选举”，但也基本体现了工商资产者的利益。各级地方自治章程颁布之后，各地相继举行了议事会、董事会的选举，如湖北全省合计选出议事会议员1331人，董事会职员431人，共计1762人[80]。这批地方自治职员，成为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反映了社会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如果说清末咨议局的选举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的政治动员，那么地方自治的选举则是对资产阶级中下层和下层社会的动员。其参与范围和参与意识的扩大，对清末地方政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尽管这种参与意识中参政意识并不突出，中国商人也缺乏西方商人那种独立进取精神，但各级地方自治机关的建立，毕竟为工商资产阶级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孔道；工商资产阶级也利用这一条件，在推动地方工商实业、市政建设和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清末地方自治的倡导与实行，作为近代地方政治革新的先导，体现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体现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的主体选择，构成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历程的重要一环。 注 释：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2] 冯桂 ：《校分 庐抗议》。 [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4]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5]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33），《中国哲学》第8辑，第384页。 [6] 《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一。 [7] 《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194页。 [8] 张謇：《变法平议》，《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9]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 [10] 《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期。 [11][12] 《“列强在支那之铁道政策”译后》，《游学译编》第5期。 [13][14]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 [15]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 [16]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三期。 [17] 《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 [18]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 [19] 《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转见《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 [20][21][22]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第5、6、7期。 [23] 梁启超：《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24][2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26] 参见《南学会大概章程》12条，《南学会总会章程》28条，《南学会入会章程》12条，分别载《湘报》第34、35、36号。 [2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28][29] 《湖南保卫局章程》，《湘报》第7号。 [30] 《臬辕批示》，《湘报》第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