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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他们可能是某种连贯性的象征，却不会是新朝的决策核心。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当时的唐室旧臣人人自危，另方面这些宰相在位却相当稳定[50]。正是由于王朝的实际决策权牢牢把握在梁太祖及其亲信谋臣手中，而中书门下职任则无关紧要（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虚仪化”），终致保全了这些居位的宰相。 与李振同样在唐末“举进士不中”的敬翔，“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归附朱温后，“扈从征伐，出入帷幄，庶务丛委，恒达旦不寝”[51]，他典掌机要，前后跟随梁太祖三十年，宠任不替，“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52]。胡三省称“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53]。被梁太祖誉为“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当也” [54]的裴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 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闉闳，甚有裨赞之道。[55] 我们看到后梁上层文臣集团中的不同类别：一类来自前朝旧臣，所谓“楚国群材，终为晋用”[56]，他们的功用虽不仅仅在于为新朝装点门面，但隐约之间的“旧臣”身份使其经常处于尴尬地位之中；另外一类来自新皇帝的旧部僚属，与帝王关系更为亲近密切。前类人多为所谓文士，他们习熟于朝章，参与议定制度礼仪却几乎不预机要；后一类人则多是起于基层、“事无巨细，皆得专之”的文吏型实权人物。这种区分，在维持了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朝顿殒、唐梁递嬗之际反映得尤为明显。 （二） “白马之祸”宣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一时代所崇尚的价值观念并未随之而彻底销声匿迹。 后唐政权以赓续“大唐”为号召，尤其重视“求访本朝衣冠”[57]。同光元年（923）二月，李存朂下令“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欲以为相”[58]。唐末兼重家世背景与本人进士第的做法再度泛起。这种现象，在庄宗朝十分突出。当时先后任用的四位宰相豆卢革、卢程、赵光胤、韦说，都主要是凭藉家世背景登上相位的。这些人偏爱标榜“名家”“名流”身份，却缺乏实际才能；硬撑起的门面，掩不住“名族之后”没落衰败的景况。 《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中说： 豆卢为世名族，唐末天下乱，革避地之中山，唐亡，为王处直掌书记。庄宗在魏，议建唐国，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以革名家子，召为行台左丞相。庄宗即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 卢程是这类“名家子”中的一个典型。据《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 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末登进士第。……程与革、（卢汝）弼皆朝族知旧，故往来依革，……程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 卢程兼具“右族”与“进士”背景，却“褊浅无他才，惟矜恃门第”，他自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59]，章奏文翰非其所长。胡柳之役后，时为晋王的李存勗选取巡官冯道为掌书记，而以卢程为支使。据《新五代史》卷二八《卢程传》说， 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邪！”[60] 同样这句话，在《旧五代史》卷六七《卢程传》中记作：“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两相印证，正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卢程等人的眼中，所谓“人物”，是据其“门阀”来判断的。 庄宗看重“豆卢革与程皆故唐时名族”[61]，故即位伊始便并命为宰相。二人之不识时务，于受命之日即暴露出来： 程本非重器，骤历显位，举止不恒。时朝廷草创，庶物未备，班列萧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视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62] 庄宗灭梁后任命的宰相赵光胤，其父赵隐为僖宗咸通时宰相，兄光逢仕梁为相；他本人“以词艺知名，亦登进士第”，但他被置于重位，则是因为“议者以为国朝典礼故实，须访前代名家”[63]。由豆卢革推荐的另一宰相韦说，是唐福建观察使韦岫之子，“亦无学术，徒以流品自高”。“时郭崇韬秉政，说等承顺而已，政事得失，无所措言。”[64]由此也可以得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以“衣冠”“名流”缘饰政治，而并非真正依靠他们。 被李存朂呼为“七哥”且佐其“中兴之业”的张承业（唐僖宗时宦者，本姓康，当出于粟特），“尤不悦本朝（按指唐朝）宰辅子孙”[65]，对于“名门之后”的实际治事能力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即便是庄宗本人，忿于卢程之自傲而无能，亦曾有“误相此痴物”[66]之悔。 后唐明宗时的宰相组合，逐渐自“名家”“流品”向个人能力方面倾斜。 明宗登基之初，机要决策仍倚重于藩邸侍臣，对于宰相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豆卢革、韦说相位一度保留，同时任郑珏、任圜为相。郑珏是唐代宰相郑扆的侄孙，后梁时曾任宰相。史称其前后两度“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67]。天成二年（927）罢豆卢革、韦说，明宗考虑提拔韦肃作宰相，他所举述的原因之一，即“世言肃名家子”[68]。此番任命的崔协，出自唐代“盛为流品”的清河崔氏小房。清河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为高，为世所嫉。”[69]崔协本人虽然“器宇宏爽”，却“高谈虚论，多不近理，时人以为虚有其表”；“登庸之后，庙堂代笔，假手于人”[70],“在位无所发明”[71]。这批人物能够居于相位，事实上与宰相群体在当时的微妙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长兴初，情况有所变化。明宗拟罢枢密使安重诲，派使至中书，趣宰相冯道等议其代；反映出中书门下在朝廷谋议过程中地位的上升。而在“后安重诲时代”，与宰相参预决策机会的增加相应，入选者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明宗朝八年间先后任用宰相十人，除豆卢革、韦说（庄宗朝宰相留用者）、郑珏、崔协称得上是“名门之后”，任圜、冯道、王建立[72]、赵凤、李愚[73]、刘昫等其他六人都没有特殊的名族高门背景。豆卢革、韦说在任不足三月，郑珏、崔协亦不过两年。长兴中，“与明宗有旧”的唐朝宗属李鏻，自称“家代重侯累相”，游说时相“唐代中兴，宜敦叙宗室”，本人“常贮入相之意”，却终于未在朝廷考虑之中[74]。在长兴以后的政坛上，很少再见到以“高门”自恃、靠“名家之后”的身份攀升成功之人[75]。这背后发生着两个参差交错的过程：一是中书门下掌管的行政权力逐渐有所增重，一是“名门之后”面临社会激剧变迁的不适应，日益凸显出来。 （三） 能力素质的欠缺，是导致“右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所谓“名家子”们，矜于门望却一无所长，张承业曾经质问卢程：“公所能者何也？”[76]这事实上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详见下文）。在长期动荡之中，“名族”往昔藉以发展延续的政治经济根基严重动摇，而且既不讲求“礼法门风”，又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传承，全不具备原本意义上的士族所看重的文化传统。“素不学问”、俯仰于时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征引门户、骄矜作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这决非名族势力在此时转而强盛的反映，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感受到处处被炙手可热之新起势力逼迫的切肤之痛，无助之下而彼此牵引故旧，“徒以流品自高”[77]。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熟悉且仅有的这一切，试图去影响、去“规范”身边新起的权势人物。豆卢革等人对于当时执掌大权的郭崇韬之诱导，就是明显的一例。《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及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常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按：这里对于郭崇韬的批评，仍然是将“流品”问题与“薄徒[浮薄之徒]”联系在一起的），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中也说： 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其伐蜀也，过子仪墓，下马号恸而去，闻者颇以为笑。 在这种风气浸淫渐染下，不少“暴为贵人”者附庸风雅，滥称“门族”[78]。 另有一例是，“本出于西夷”[79]的石敬瑭，其父“番字臬捩鸡”，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80]；却攀援上溯，号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81]。其实，人们很少相信这种说法。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中，特别声明：“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以此暗示其出身之卑微。事实上，取姓石氏，可以看出石敬瑭一支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其标榜，则显然是受到汉地文士攀附祖先的影响，并藉以作为争取中原民心的策略。 这些出身卑微的上层统治者，例如郭崇韬、石敬瑭等，也去联宗合谱，标榜“祖德”，攀附“流品”，反映出当时影响该群体的特定文化心理，实际上也是他们骤然面对中原传统文明而不够自信的表现。 豆卢革们的举措使我们看到，自晚唐到五代前期，中原地区一些“名门之后”，一方面家业实力难以自保，一方面又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心，以“阀阅”“冠冕”双重身份合一的面目出现[82]。面对剧烈的变动，其知识与能力结构遇到了严酷而艰巨的挑战，他们的头脑中，全然缺乏走出困境、应对时代变局的方略，因而顽固抱持旧有传统，试图以门第观念去影响新一代的统治者。而自唐代以来这种追求门第流品，甚至冒称谱系的作法，既遭致左右侧目，又稀释了乃至淹没了“名族”，使其不再为时人所重。这使我们觉察到“扫荡”与“崇尚”的合力。 孙国栋先生在其《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以晚唐五代北宋各代人物之出身家世统计作为基础，讨论动乱前后社会各阶层人物升沉转换、兴衰交替之迹象，指出： 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83] 就这一消融过程而言，新旧社会势力冲突激荡的流程，远比极端化的“白马驿”式的处置方式影响深刻且奏效。郑樵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84]，一方面是唐末农民起义与遍及南北的大动乱予名门望族以沉重打击的结果，另方面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之下“联宗合谱”鱼龙混杂，最终丧失了族系辨识意义的结果。“阀阅”背景的消泯，无疑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在新基础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文士”与“吏能” 欧阳修在撰著《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曾经痛感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85] 或许与这一原因有关，今天的研究者较少见到当年文臣在政治舞台上挺特隽迈的形象；时时扑入我们眼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士的基本素质与“吏能”需求之关系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