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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武人政治的大环境下，文臣参与议政、决策的活动空间被大大挤压；而在文书运行、财赋管理、刑事鞫断等文职事务中，具备专门化的“吏能”者显然更为习熟、更有优势，他们事实上成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从后唐到后汉，所谓“前朝”问题不再突出，而文士与文吏出身者之间的矛盾却愈发凸现出来。当时即便是身为文臣的杨邠、王章等人，对于文士的轻蔑亦溢于言表。 论者在分析五代的文武关系时，经常引用后汉时期禁军统帅史弘肇的一句话，即“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86]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史弘肇传》，在一次“贵臣悉集”的场合中， 弘肇又厉声言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按，指文职官吏手中之笔），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 就是这个挺身而出为“毛锥子”辩白的王章，亦“常轻视文臣”。根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其本传的记叙， 章与杨邠同郡，尤相亲爱，其奖用进拔者，莫非乡旧。常轻视文臣，曰：“此等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 “常轻视文臣”一句，在《新五代史》卷三十《王章传》中，作“尤不喜文士”，更加明晰地点破了他所不满的对象。王章的密友杨邠，出身“州掌籍吏”，后汉高祖时曾任枢密使，至隐帝时，更自枢密使而兼任宰相。他“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谓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据说杨邠因此而“不在清议”[87]。 可以看出，以簿籍筹算之能自恃的这些“毛锥子”，一方面处于咄咄逼人的武夫之对立面，另一方面也立场鲜明地与文士儒生相互判分[88]。文士与专长吏干者之间的隔阂，之所以在这一阶段显现得格外突出，不仅是长期以来行政事务的类别分野所造成，也是晚唐以降文士自身的操履素质与才学结构大不适应变异丛生之新环境的结果。不具备专门化行政技能的文士们之“好学”“明敏”与其应对变局、处理繁剧时的迟滞恰形成为鲜明的对照。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方面，文臣们所面临的责任，被简单干脆地化约为“治剧”，“吏能”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动乱的影响，尽管民间士人颇有沉潜于学问、读书业儒者[89]，而活跃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文士”中，很少有崇尚学术而修养深厚之人。从这一意义上讲，当时文臣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与其说体现着“文学”“经术”与“吏干”之争，毋宁说反映出不同职业素质在“治剧”需求面前的参差。 （二） “时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显”[90]，文书运行却不容暂停，了解并擅长章表笺奏程式的文人，受到特别的重视[91]；而就当时的行政内容而言，钱谷调度占居着尤其重要的地位。在战事扰攘的时期，文翰、理财能力成为衡量文臣价值的关键指标。 “专制河东留守事”的张承业，曾经重用有“器量”的文士吕琦，设法保护了恃才傲物的卢质；但如前所述，他也曾叱责另一文士卢程： 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卢）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92] 在张承业等人看来，僚属的价值应该直接体现于其治事功能，既称“文士”，则应或善于文翰，或长于筹算。出自“望族”的凤翔节度掌书记李专美，与节度判官韩昭胤等共同佐助后唐末帝起事，末帝进入洛阳后，曾因犒军金帛不足事责备他说： 韩昭胤首鼠，我不责办；卿士人子弟，尝言有才术，今致我至此，不能运度以济时事，留才术何所施也！“[93] 韩昭胤其后由枢密使而致宰相，末帝不曾加责于他，而寄厚望于”尝言有才术“的”士人子弟“李专美。这些不足以应付时事的文士，在当时局面下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无怪乎时人经常慨叹：“儒生中通变者鲜矣！”[94] 这种状况，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儒生文士个人，而是长期政治措置的结果。曾在荆南掌政事的孙光宪，讲过这样一段话： 古者文武一体，出将入相，近代裴行俭、郭元振、裴度、韦皋是也。然而时有夷险，不可一概而论。……客有谓葆光子（按，孙氏自号葆光子）曰：“儒将诚则有之。唐自大中以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櫜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一旦宇内尘惊，闾左飙起，遽以褒衣博带，令押燕颔虎头，适足以取笑耳！” 国家稍微安定之后，讲求典故、修饬制度即会提上日程。身为文士而不熟悉军事、不长于吏干，或可为之解说；而他们之不善于控御变局、不熟悉政务体制，则更致贻误国政，而这偏偏是五代文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当时的上层文人圈中，颇有一些自命不凡却“卒无所发明”者。 后唐历经明宗、闵帝、末帝三朝的宰相李愚，为人谨重好学且清廉刚介，却“欲依古以创理”，行事迂阔[95]；与他大约同时的刘昫，“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而“在相位，不识典故”，“议者多窃笑之”[96]。末帝“选当时清望官知名于世者”为宰相，得卢文纪与姚顗：卢文纪“语音高朗，占对铿锵”，然而“处经纶之地，无辅弼之谋”[97]；姚顗则“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在相位龊龊无所为。”[98]另一宰相马胤孙“少好学，学韩愈为文章”，然而“不通事务，故事多壅塞。……临事多不能决，当时号为‘三不开’：谓其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99]后晋的翰林学士承旨崔棁，“少好学，颇涉经史，工于文辞”，然而“专于文学，不能莅事”，“不能举职”[100]。后汉的宰相苏逢吉，当制度草创之时，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为己任。然素不学问，随事裁决，出其意见，是故汉世尤无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称焉。[101]当天下多事之时，面对一些无所发明而不能举职者，后唐末帝曾经“目宰相曰：‘此粥饭僧尔！’以谓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也。”[102]宋初史臣在总结明宗统治时所说，“惜乎君亲可辅，臣子非才；遽泯烝尝，良可深叹矣”[103]，不能说全无道理。 更可一叹的是，“文士”中的一些人，即便对于儒学礼教也并非见长。后唐明宗时的太常卿刘岳，“名家子，好学，敏于文辞，善谈论”；奉诏修订《书仪》，而“事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身为文士学者而兼重政务、吏事的欧阳修将这些“当时儒者”与“夷狄”“武君”对举，感慨万端地批评说： 呜呼！五代干戈之乱，不暇于礼久矣！明宗武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礼。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损而已。然其后世士庶吉凶，皆取岳书以为法，而十又转失其三四也，可胜叹哉！[104] 像这样或不通礼仪之学，或不懂军旅之务，或不善词理，或不能莅事的“儒生”“文士”，在当时并非少数。生逢时代变迁之际，他们既不长于举职任事，又不是称职的文化传承者。 （三） 有学者指出，五代十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类向往功名，切于仕进；一类消极避世，寻求自身道德的净化和完善[105]。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仕进者的避事与避世者的抱负。后晋的御史中丞薛融，“少以儒学知名”，早在石敬瑭准备起事，征求群僚意见时，身为观察判官的他说： 融本儒生，只曾读三五卷书，至于军旅之事、进退存亡之机，未之学也 [106]。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中说， 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天福七年（942）后晋少帝继位后，宰相冯道一再奏请复置高祖时被废罢的枢密使，以求“各归职分”[107]。薛融、冯道的避事，并非一二书生明哲保身的个人行为，它反映着动乱年代中的文士历经血腥教训之后，收缩自身职守的倾向。这种避离敏感机要之事而听任君主乃至权臣“独断”，自己居处一面、恪守成规的职份界定，既体现着自我保护的企图，也是当时制度运行的客观状况所促成。 后汉隐帝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108]，“树党恣横，专权凌上”，身为首相的窦贞固“但端庄自持，不能规救”[109]，导致事态的恶化。据《旧五代史》卷一○七《史弘肇传》，隐帝 欲诛弘肇等，议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岂可轻发耶！更问宰臣等。”李业在侧，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 这同一件事，在《新五代史》卷十八汉高祖皇后李氏的传记中作： 初，帝与允明等谋诛杨邠、史弘肇等，议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当与宰相议之。”李业从旁对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问书生。”太后深以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谋于闺门！” 两相对照，所谓“措大”所指，即十分清楚了。这种对于书生文士的贱称，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即使贵为宰相--在后汉统治者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他们既不见容于杨邠、史弘肇等文吏、军将集团，又不见重于隐帝及其左右内职私党。事发之后，宰相苏逢吉曾说：“萧墙之变，太觉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见问，必不至是矣。”可见当时的宰相，并没有充分参与重要决策的机会。 无庸讳言，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旧五代史》卷一○一《汉书·隐帝纪上》说： 是时，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杀，不究其实，即顺其请，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累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 激剧的社会更革与政局跌宕，使当时的士人之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处世方式、能力结构乃至生活节奏、欣赏品味等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使他们感到相当的困惑与迷失。他们中的一些人隐遁不仕，如赵令畤《侯鲭录》卷八所载， 唐末五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另一些人则徘徊于进退之间。例如“慷慨有大志，以经纶为己任”[110]的李涛，“谏晋主不从”，赋诗自悼，有“一言寤主宁复听，三谏不从归去来”之句[111]；他在所作《杂诗》中则称： 明主不弃士，我自志山林。爵服岂无华，才疏力难任。[112] 也有许多文士，寂寞难耐，渴盼着出头的机会。例如在后梁末帝时做到宰相的李琪，据《北梦琐言》卷六《李琪书树叶》条，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藏迹于荆、楚间，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琪相寂寞，每临流踞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 不少人抱着“官职有来须与做”[113]的态度，混迹于世。当时的文士所羡慕推崇的，是华而不实的风度、谈吐，是如郑韬光式神爽气清、不妄喜怒的“名节”[114]，如冯道式谨慎从容、清俭宽弘的“德量”[115]；而杨凝式之类的“非常”行为则不见称于时： 朱全忠篡唐，（凝式父杨）涉当送传国宝，凝式谏曰：“尊为宰相而国至此，不为无过。乃更持天子印绶与人，虽保富贵，如千载史笔何！”……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惊曰：“汝灭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116] 杨凝式本因“精神颖悟，富有文藻”而“大为时辈所推”，此时却因“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按即‘疯子’）之号焉”[117]。文士好尚的趋时转变，不禁令人喟叹。后唐明宗时的大理少卿康澄曾经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贤士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118]；末帝时的太常丞史在德也批评说：“称文士者，鲜有艺能，多无士行，问策谋则杜口，作文字则倩人。所谓虚设其员，枉耗国力。”[119] 当时尽管不乏正身持家乃至刚强执法者，而各层文臣圈中“全节之士、死事之臣”却少而又少，正所谓“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20]。书生们自己也承认，“口不饶人”却又“薄德无顾藉”者，“措大打头，优伶次之”[121]。“儒者”“缙绅之士”在此时的道德形象引起了特别的关注[122]。后周以来，统治者开始警惕类似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宋初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重建”[123]。 问题的暴露、时代的呼唤，虽然已经足够充分，但是，群体性而非个别新型人材的养育，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四、交汇与再造 在“云雷搆屯，龙蛇起陆；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124]的环境下，社会上追求的首先是“势”与“力”，统治方略中重武轻文自是题中之义。但是，如宁可先生所指出的，就在这种极度的重武轻文的政治风气之下，唐中叶以来所发生的武人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却仍在悄悄地继续着。[1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