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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深层次的变化，正为由“重武轻文”向“重文轻武”的转化创造着内在的条件。而主要由“文士”与“文吏”两部分构成的文臣群体，自身亦经历着艰难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完成，或者说初见成效，已经到了后周后期至北宋初期。 （一） 文武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更何况是在激烈的对外竞争之中。或许可以说，正是扩展自身权力的过程，使本不熟悉行政财政领域的武将认识到了文人（首先是文吏）的用处；而出身于武将的统治者们对于身份地位提升的自我意识、对于以往同为统兵将帅的“比肩同气”者的警惕，更使得他们有了藉助谋士、笼络“秀才”（文士）的愿望[126]。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效力于这些统治者的文人，其特有长处的被承认、地位的提高与价值的实现，从总体上说，又是随着这般武将涉足领域的扩大而同步进展的。《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中说： 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 显然，所谓“竞延名士，以掌书檄”的现象，正是伴随着“诸侯割据方面”的状况而普遍出现的。 本对“书生”颇具敌意的梁太祖朱温，自幕府至朝廷运作皆自觉依靠敬翔、李振、裴迪等人，并且曾对青州节度使韩建表示，“政事之暇，省览经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务”[127]；他的儿子末帝朱友贞，更是“雅好儒士” [128]。后唐明宗李嗣源所委信的枢密使安重诲，“身为中令，任过其才”[129]，这一问题，皇帝、朝臣乃至安重诲本人都意识到了。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四月乙亥条： 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效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对于冯道等“文学之臣”进谏的内容，身为“武君”的明宗，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当他们离开之后，又“召侍臣讲说其意”[130]，足见他对于这类意见的重视。他自称“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皇子出镇，他“选儒雅，赖其裨佐”。其子从荣“颇喜儒，学为歌诗，多招文学之士”；从厚也是“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 [131]。 权倾一时的安重诲，倚枢密直学士史圭以备顾问，而且从端明殿学士之设到枢密直学士之升殿都与他的建议有关[132]；尽管如此，当他败亡之后，仍然引起“不亲文士”的批评。《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 议者以重诲有经纶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回避权宠、亲礼士大夫，求周身辅国之远图，而悉自恣胸襟，果贻颠覆。 《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则说： 虽其尽忠劳心，时有补益，而恃功矜宠，威福自出，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几灭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所谓“亲礼士大夫”与“贤人君子之助”，被认为是立足于不败的重要保证，这种观念，应即出现于时人（“议者”）的反思之中，而非肇始于薛居正与欧阳修。 唐末五代，一方面“书生”“措大”为人鄙夷，另一方面人们心目中的“士大夫”却又维持着操守清正的形象。李袭吉 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133] 明宗称赞冯道“真士大夫也”，是由于他 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134]。 接近士人的倾向，出现于不同层级的武将及其子弟圈中。“位极人臣”的张全义，“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135]；后梁、后唐的开封府尹王瓒，“能优礼搢绅，抑挫豪猾，故当时士流皆称仰焉”[136]；相里金“为人勇悍，而能折节下士”[137]；后周太祖内弟、“家世素微贱”的节度使杨廷璋，“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138]。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诚如学者所说，“当时或有优礼文士者，然仅限于文辞秀句，以掌书檄而已，于儒行无与焉”[139]；但接近乃至“优礼”文士之过程既已开始，便难免朝向其特有的路径展开。宋人津津乐道于宋初武将的读书风气，并将其归因于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140]的提倡，实际上，武将及其后代听讲、读书，是一渐次趋于普遍化的过程，这与武将们来自实践的感受，以及身边读书人对其影响有直接关系。 唐末的魏博节度韩简、凤翔节度李茂贞雄鸷跋扈，而“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因令身边儒生讲说《论语》、《春秋》[141]；后梁的魏博节度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且能“下笔成文”[142]；“少为牙将”且“累居右职”的赵克裕，祖、父皆为军吏，自己却“好读书，谨仪范”[143]；出自“世以军功为牙校”之家的张宪，本人“喜儒学”，“尽通诸经，尤精《左传》”[144]；“昆仲为军职”的庄宗内兄韩恽，“亲狎儒士，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145]；后晋高祖妹婿史匡翰，系李克用骁将史建瑭之子，“史氏世为將，而匡翰好读书，尤喜《春秋》三传，与学者讲论，终日无倦”[146]；史弘肇的儿子德珫，“粗读书，亲儒者，常不悦父之所为”[147]。 这使我们看到，唐末五代时期，一方面，出入于朝廷的上层文士之才能结构不敷需要暴露得日益充分；与此同时“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148]，学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动乱中斯文不绝如缕，恰如冰河下之潜流；这一阶段又是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缺乏晋身途径而活动在社会基层，活动在乡里闾巷、佛道寺观乃至行伍军旅的文士，对于推动这一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149]。仅举“军旅”为例：《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中提到“后唐庄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军门。”士人们的“自效”与被接纳，引起的是双向的改变与调整。如周太祖郭威，早年本以“好斗多力”知名，尽管“性聪敏，喜笔劄”，厕身部伍之中，也不过“多阅簿书”而已；而自幼好学、“涉猎史传”的李琼走投无路，“杖策诣太原依唐庄宗，属募勇士，即应募”，在军中与郭威等十人约为兄弟，周祖与琼情好尤密，尝过琼，见其危坐读书，因问所读何书，琼曰：“此《阃外春秋》，所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也。”周祖令读之，谓琼曰：“兄当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随，遇暇辄读，每问难琼，谓琼为师。[150] 本非得已的选择，使一些读书人不得不放下身段，同时也有机会以自身的价值观念影响武人[151]，双方在远较此前密切的接触中经历着相互改造的过程。专掌一方的军阀、图谋进取的武将如韩建、罗绍威、郭威以及赵匡胤等，其追求与文士们迥然有异，其“好学”显然非性格嗜好所能解释。这尽管与科举兴行以来社会风气的浸染有关，与大批在传统圈子内走投无路的士人效力于地方权势有关；而更主要地，却是由于现实竞争的压力与基本程度治理的需求。这实际上也为文士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更高的要求[152]。 （二） 如果我们把前后相继的五代作为“一个”阶段、把文职臣僚作为“一个”群体来看，那么，在这一时期中重武轻文的极端事例举不胜举；假若我们着眼于不同的时期、着眼于不同类别的文臣，将这一个个“板块”拆解开来，更加逼近地予以考察，或许能将文武关系以及文臣能力素质的调整脉络看得更为清晰[153]。 大概可以说，在文臣群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被关注中心的，是其中的“文士”[154]。研究者通常所说的“轻文”，主要是就轻视文士的状况而言。实际上，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对于文职官吏的利用与依靠，不容暂缺。五代时期经历着一个自重用“文吏”向重用“文士”转化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一方面是半个多世纪中官僚制度的演变与权力重心的调整，一方面是文士自身的痛苦改造与调适，是发生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臣群体的转型。 这一时期的文臣群体，其性格特质的塑造，其能力结构的调整，其人员组合的方式，实际上都处于开敛整合的过程之中。从表面上看，尚武的浪潮将无数士人及其前程吞噬席卷而去；而实际上，从正常轨道抛掷出来的文士（如李袭吉、谢瞳、敬翔、李琼等人），却在调适自身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改变着周围的武人与所处的环境。 从唐末到宋初的文臣之遭际，与官僚政治制度的更革有直接的关系。从宰相职任的一度“虚仪化”到中书门下权力的逐渐回归，从枢密院自内廷走向外朝到机要、行政事权的分任，制度的变迁给予文士们日益增多的展示作为之机遇。强化君主集权的努力，使得“职系禁庭，地居亲近”[155]的翰林学士、备应对顾问的端明殿学士、得以“升殿侍立”的枢密直学士[156]等，有了接近皇权的更多机会，给这般身任“近职”[157]的所谓“文学之臣”创造了直接或间接参预决策的可能。 从敬翔等人开始，时而有一些“好读书”而“擅吏能”的综合式人物出现；我们可以注意到文臣群体中“文士”与“文吏”式的角色素质在碰撞中的融通，注意到其边际的不断模糊化。例如，梁太祖称为“必办吾事”的李珽，“聪悟有才学，尤工诗赋”，在紧急被召草檄之际，“笔不停缀，登时而成”，“大为太祖嗟赏”[158]；唐庄宗的北京留守张宪，“学识优深，尤精吏道，剖析听断，人不敢欺”[159]。“论议纵横”的“儒士”任圜，“每以天下为己任”，明宗时兼任宰相及三司使，“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160]。祖辈为牙校的史圭，“好学工诗，长于吏道”，做到枢密直学士，且“有入相之望”[161]。后晋宰相和凝“文武全才”而修饬严整、管理有序[162]。冯道“好学能文”且擅长政务[163]，于万民倒悬之际历任四朝而自诩“长乐”，其曲逢韬晦实不足称，但就能力结构而言，应该说他属于过渡型的人物。在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具备“文吏”特性者所受之推动，亦不容忽视。即便是一向蔑视文士的杨邠，也是“末年留意缙绅，延客门下，知经史有用，乃课吏传写”[164]。 后周参与执政的文臣群体，已经显现出一番较新的气象。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六月条： 时国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尽心，知无不为，军旅之谋，多所裨益。范质明敏强记，谨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议论，辞气慷慨，善譬谕以开主意。 到世宗时，更是 天子英武，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165] 显德年间的几位宰相中，范质“以儒者晓畅军事，及其为相，廉慎守法”；李穀“厚重刚毅”而“辞气明畅”；王溥“刀笔家子，而好学终始不倦”；而“尝为小史”的魏仁浦，则不仅“善书记”，且“以宽厚长者著称”[166]。明经出身而曾任吏掾的景范，被任为宰相且判三司，在命相制词中，称之为“奉上得大臣之体，检身为君子之儒”[167]。几位枢密使中，王朴“好学善属文”，既有器识又善理庶务，备受世宗倚信[168]；“右职”出身的郑仁诲，“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169]；本系郭威“亲校”的吴廷祚，读书好学而“谨厚寡言”[170]。尽管这批人出身、经历、特性各异，却大都谨慎端方而熟悉吏道。这使我们看到，此时的朝廷重臣，素质与能力结构已经与唐末相当不同。 （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与唐末以来“衣冠殆尽”相先后，一些饶有实践经验、兼具文字与治事能力的士人之崛起，成为惹眼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由个别而扩展的历程，逐渐现出了综合型人材的端倪。这一过程事实上并非出于某种自觉的“右文政策”之推动，而首先是以文士在生存压力下个人吏能的提高、在实践中对于吏道的熟悉为突破口的。 数十年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范质所作《诫儿侄八百字》诗中，自称“吾家本寒素，门地寡公侯”；而且谆谆告诫儿孙们说：“府掾监省官，高低皆清美。”[171]王溥的《咏牡丹》诗，辞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172] 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不仅“科举制度汲引寒士之效用，愈久而愈见”，而且，吏能突出者自下层的升进、藩府对于宾幕校吏之辟署，都为寒士的崛起提供着更多的机会[173]。在文士们自我能力素质再造的历程中，“清流”“浊流”、“文学”“吏治”、“文章”“经术”之类传统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个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质的凸显、不同特长的兼纳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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