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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招致这些客卿，并不仅仅是要赖其著书立说，而是想要利用他们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欲以并天下”[44]。显然，这批人绝非仅仅是一些徒事空谈的游说之士，其间很多人应当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秦始皇在诛除嫪毐时，释吕不韦而不杀，所谓顾念其“奉先王功大”，只是表面上的说辞；其真实的原因，应是顾虑吕氏门下豢养的这些“宾客辩士”。身份卑微的嫪毐，因借重太后的权势，竟蓄有“家僮数千人”，此外，尚有“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馀人”[45]，骤然除之，已非易事，当时嫪毐抢先发难，险些得逞[46]，若再同时诛除把持朝政将近十年的吕不韦及其党羽，难免会有不测。所以，秦王政才不得不对吕不韦暂时隐忍不发。 待到局面稍稍稳定之后，秦王政便在第二年（秦王政十年），罢免吕不韦的相位，同时放逐其离开京城咸阳，去往河南的封国。正因为已经将心腹大患吕不韦逐出都城，秦王政这才听从齐人茅焦的劝告，准备迎接其母回京。吕不韦本人，虽然已经远离京城，但是他所豢养的大批门客，却仍然是威胁嬴政的重大隐患，太后回到咸阳城后，这些人仍有可能串连太后，犯难作乱。 在这种情况下，为预防不测，对于秦王政来说，暂时避居于都城附近的甘泉宫中，应当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此前嫪毐拟发兵反叛时，嬴政即因正居住在雍地的祈年宫内，从而得以从容调度人马，在咸阳城中先发制人，一举粉碎叛乱。与祈年宫相比，甘泉宫更接近咸阳，便于进退回旋，控制局面。 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复居甘泉宫”，应当是讲嬴政，而不是其母皇太后；而所谓“复居甘泉宫”的“复”字，早已有人指出，正是相对于此前秦王政离开京城所居之祈年宫而言[47]。另外，句法上看，若是将“复居甘泉宫”一句话的主语，理解为秦王政，那么，这句话上承“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下连“大索，逐客”，都是以“秦王”二字为主语，文句也最通顺。 这样一来，即使徐广所说的太后入据“咸阳南宫”，确是别有善本可据，它与秦王政本人复居于云阳甘泉宫一事，也并没有什么抵牾。 嬴政在把太后接回咸阳、自己避居甘泉宫后，随之即下达逐客令，大肆搜索驱逐关东客卿。过去论述秦王政颁布逐客令的原因，一般都是沿袭《史记·李斯列传》的说法，谓因韩国派遣水工郑国为间谍，鼓动秦国开凿水渠以疲秦，使其无力东顾，秦人觉察后，“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故秦王政始有逐客之令[48]。郑国阴谋的败露，固然是触发秦人全面逐客的直接契机，但联系前面谈到的政治背景，秦始皇下达逐客令的深层动机，恐怕应该是趁机剪除吕不韦的党羽[49]，譬如逐客令下达后上书谏阻嬴政改变对待客卿策略的李斯，原本就是投拜在吕不韦门下的舍人[50]。后来秦王政听从李斯的建议，改驱逐为利用，不过是因为如李斯等中坚分子已经改换门庭，效忠秦王，无需多事顾虑而已。秦王政逐客之举，适可说明他对咸阳城以及秦国安全的顾虑。 了解到上述重大政治背景，就可以理解，秦王政在迎接其母后返回咸阳城后，自己随即躲到云阳甘泉宫中居住，是在当时的特殊政治形势下，所采取的一项特别措施，不必因此而怀疑秦甘泉宫位于云阳甘泉山上的记载。 事实上，不仅甘泉宫不是林光宫之更名，或是汉代在林光宫旁所始建，而且林光宫的兴建，还要晚于秦始皇所建造的甘泉宫。《汉宫阙疏》有记载曰： 甘泉林光宫，秦二世造。[51] 可见，甘泉宫和林光宫这两座宫殿兴建的先后时间次序，与唐代以来的通行说法，恰好相反，是甘泉宫在先，林光宫居后。 《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蒙恬列传》记述直道的南端为甘泉，并不是泛指云阳甘泉山，而是具体指称甘泉宫。秦朝修筑直道，置都城咸阳于不顾，而径以甘泉宫为起点，这不管是从朝廷连通北部边防前沿的具体战略需求来考虑，还是从《史记·蒙恬列传》所记载的“始皇欲游天下”的表面原因来分析[52]，似乎都不够合乎情理。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在咸阳至甘泉宫之间，已经建成一条高质量的通道。 这条道路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十七年，始皇……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53] 以上引文，句读完全依照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按照这样的读法，文中“甘泉前殿”的位置，似乎是在郦山。《太平御览》引《史记》此文，在“极庙道通郦山”句下，多出一“上”字[54]，若还是依照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句读，则此句应作：“自极庙道通郦山上，作甘泉前殿。” 《太平御览》的引文，看起来似乎可以进一步坐实甘泉前殿就在郦山之上。 但是，信宫亦即极庙本位于渭河南岸，尽管其具体位置，在史籍中没有留下记载，但斟酌推敲《史记》的文字，信宫应是隔渭水与咸阳城相对。因此，“自极庙道通郦山”，亦即如同“自咸阳道通郦山”。假若甘泉前殿果真是在郦山上面，极庙与郦山之间的通道，已经将其与咸阳城连接在一起，又何必再“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呢？这种句读方式，显然不够合理。 由于没有其他文献，能够证实另有甘泉宫存在，这里所说的甘泉前殿，还是应当理解为云阳甘泉宫的建筑。按照这样的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文字，可以做如下标点： 二十七年，始皇……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55]，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56]。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57] 依此，秦始皇二十七年，秦朝在渭河南北两岸，同时兴建了两处宫殿建筑，并修筑了两条重要道路，分别与之相连结：在渭河南岸，与咸阳城隔河相望，兴建了象征天极的极庙，以极庙为起点，修筑道路，通往郦山；在渭河北岸，在云阳甘泉山上，兴建了甘泉前殿，修筑甬道，连结咸阳城与甘泉宫。 极庙乃是秦始皇为他自己预先安排的用于死后祭祀的宗庙，而郦山则是他自登基之始即开始兴工建造的陵园[58]。因此，“自极庙道通郦山”，是秦始皇为其死后灵魂由郦山陵园中出游到宗庙里去接受祭祀的典礼而预先设置的通道[59]。 与此相应，甘泉宫也不仅仅是徒供游玩的离宫，而是一个具有神圣意义的处所。前引唐李泰《括地志》已经谈到：“秦之甘泉宫，……黄帝以来祭圜丘处也。” 圜丘即后世通俗所云天坛，为祭天的礼仪建筑。黄帝之事，虽无从稽考，但这里本是匈奴祭天的场所，却有明文可徵[60]。后来汉武帝屡屡在此举行求神问仙的祭祀活动，而齐人公孙卿对他说：“黄帝接万灵明廷。”又曰：“黄帝乃治明廷。” 而“明廷者，甘泉也”。其他方士亦“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61]。所以，汉人后来形成定制，“三岁一祭于云阳宫甘泉坛。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62]。这说明在秦汉人看来，甘泉确实是一个可以与黄帝等天神沟通并追随其升仙的地方。 了解到当时人这样一种观念，就会很容易明白，秦始皇在建造极庙并铺设道路连同郦山陵园的同时，兴工建造甘泉前殿并修筑连同甘泉宫与都城咸阳的道路，乃是出自同样的心理需要，即都是在为他的灵魂寻求去路和归宿，这样也就不至于再将二者错误地混为一事，从而弄清秦始皇直道以甘泉为其南端具体起点的地理原因。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书，在纪、传、书（志）、表四种记述形式当中，本纪叙事，最为庄重谨饬，所以，《秦始皇本纪》叙述直道起迄地点，采用“道九原，抵云阳”的说法，南北两端，都同样用所在县的名称来表述；而《六国年表》和《蒙恬列传》将云阳记作甘泉，则是不计云阳与九原的对等地位，从实记述其具体地点。 按照上文所做考述，从秦朝的整个交通地理格局上看，甘泉宫实际上只是咸阳至九原间以直道为主体的这一整条战略通道上的一处中继站。不过，尽管如此，却依然不能减低甘泉宫在这条通道上的枢纽地位。这是因为甘泉宫所在的甘泉山，它除了是黄帝祭圜丘的处所这类人神沟通的信仰圣地之外，同时也是一处屏蔽关中腹地的战略要地。 战国时范睢说秦昭襄王，谓之曰：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63] 这里所提到的一部分地名，如泾、渭二水，自然算不上险阻，但甘泉、谷口两地，却应当是指秦国在其腹心地域关中平原北部赖以“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的要害之地。因为稍后在秦王政秉政时，燕太子丹父鞠武，更明确地对燕太子丹谈到，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64]。“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样的战略要地，又可以称之为锁钥之地，也就是出入的门户。因此，谷口与甘泉两地，肯定是与重要的交通道路具有关联。 谷口又作瓠口，即郑国渠浚引泾水引水口所在的地点[65]，是泾水即将流出陕北高原而进入关中平原之前的山口，也就是说，它正控扼着泾水谷地通道。由关中平原特别是咸阳城所在的核心地带北出，泾水谷地，是最重要的一条川谷通道，谷口成为关中北部的攻防要地，原因即在于此。 利用河川谷地开辟通道，是大多数地区的普遍做法。但是，正如史念海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陕北陇东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其独特的黄土原、梁地貌，使得当地在开辟交通道路时，除了利用河川谷地之外，还常常选择在黄土原面或是梁面上修筑道路。渭河北岸的泾水与洛水两大支流之间所间隔的子午岭，据史念海考察所见，其南段，为土石山区，但山脉主脊，却很平坦，“并没有倏高忽低的现象”；其北段，为“黄土梁状丘陵”，应是以黄土梁或黄土原为主，地形更为坦夷。显然，这道山岭，很适于开辟成为进出关中腹地的南北通道，而甘泉宫所在的甘泉山，则属于子午岭的南端部分，是控制这条通道的关键地点。这就是甘泉山或者甘泉宫成为关中北部要隘的地理因素。 显而易见，在谷口与甘泉南侧的关中平原，不论攻守，都要倚重这两处要塞之地。对于防守来说，对手一旦越过甘泉和谷口，突入关中平原，通行就不再有地形限制，可以肆意畅行；对于进攻来说，由于关中平原内部往来便利，不仅仅局限于都城咸阳，关中各地的兵马和军需物资，都很容易集中到这里，再向北进发或者是转运。 正是基于甘泉的重要战略地位，就在修筑直道的同时，秦始皇向云阳县内大规模移民： （秦始皇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66] 也是在这同一年内，除了征发劳役，修筑直道以外，秦始皇复又调集“隐宫刑徒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67]，人力应当非常紧张。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是移民五万户到云阳，并免除其十年赋役，这应是缘于直道建成后，甘泉战略地位又将大幅度提升，朝廷不能不设法增强当地的实力。因为类似的措施，也见于直道北端的九原。一年之后（即秦始皇三十六年），秦廷复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68]。所谓“北河榆中”，即包括九原县所在地区在内[69]。这两次移民，应包含有相似的用意。 三、汉唐间其他相关记载与直道的复原 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东汉时成书的《汉书·地理志》，在北地郡属下，列有两个县名，前人往往以为其得名与直道有关，并将其用作探寻直道走向的依据。这两个县名，一个是直路，一个是除道[70]。 除道县位置不详。另外，秦汉时期在边地异族聚居区所设县级政区，是以“道”字为通名，即所谓“有蛮夷曰道”[71]。北地郡为汉戎杂居的边郡，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即别有略畔道、义渠道两个“道”[72]。所以，北地郡除道之“道”，也有可能只是这样的县级地名通名，而并不一定是与具体的某一条道路具有关联。这样，在目前情况下，“除道”这一地名，还不宜用作确定直道走向的依据。 从字面上看，直路县的得名，很可能与直道有关。现在比较通行的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直路县于陕西富县西侧的洛河支流葫芦河畔[73]。这样绘制，似乎不够准确。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有沮水发源于直路县西，东流汇入洛水[74]，而《水经·沮水注》记述沮水的流路，其下游乃是流经汉高祖刘邦之太上皇陵后，汇入郑国渠后，再东流汇入洛河[75]。 汉太上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面与富平县交界处[76]。符合这一记载的河流，应当是今石川河上游之沮河。史念海推测，沮水源头应当在今陕西耀县西北柳林镇的西北[77]，所说大体可从。这一地点，南距甘泉宫不远。沮水源头和直路县的具体位置，虽然还可以再进一步仔细斟酌，但绝不会轶出于这一范围很多。依据《水经注》的这一记载，将直路县的治所，拟定在甘泉宫北侧不远的子午岭东坡，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根据直路县的所在，只能推断出直道由甘泉宫北上后起初是沿子午岭延伸，而甘泉宫的位置所在，决定了直道在这一地段，只能如此行走，这几乎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证明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