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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仅仅是除道和直路这两个西汉时期的县级政区名称，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多少有用的证据。 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明确记述直道经行地点的文献，已经迟至唐代。这也是史念海在复复原直道的走向时，所得以利用的直接史料。唐代文献中的这种相关记载，只有两条。一条见于贞观年间编纂的《括地志》，一条见于元和年间撰著的《元和郡县志》。 《括地志》原书旧已佚失，这条记述见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征引。张守节在疏释《史记·匈奴列传》所记秦始皇修筑直道一事时释云： 《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78] 《元和郡县志》在宁州襄乐县下记曰： 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79] 史念海研究上述记载后指出，唐襄乐县即今甘肃宁县襄乐镇。襄乐镇东侧的子午岭地段，距秦甘泉宫旧址，至少要有七、八十公里远，方向已稍向西北偏移。史念海复又指出，唐华池县即今甘肃华池县的东华池镇。这里离开秦甘泉宫旧址已经有一百四十公里上下，而且方向已是明显趋向西北，直道若果真已经延伸到这里，从地形上判断，似乎理应沿泾、洛二水的分水岭继续向西北延伸，不大可能再由此转向正北或是东北方向。这两条史料，应该是史念海复原直道走向最重要的依据[80]。 单纯从文献学角度看，唐人在编纂《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完全可能拥有东汉以来的文献作资料依据，这些文献，来源有早有晚，其可信性有大有小，唐朝的编纂者既然没有注明，现在已经无从一一辨识。假如没有其他与此相违异的史料，完全可以依据唐朝人的记载，来复原相关秦汉地理内容。 另外，附带在这里举述一条明末清初的史料，作为佐证，来补充证实《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若干年前，曾见有明末清初人文应熊（字平人）伪撰之《古乐经》一书，书中有文氏自序云：“寒族名曰直道，隶三水之西原六里许。”[81]依此，明代三水县亦即今旬邑县西侧，当时仍存有直道这一地名（当然，以“直道”地名，作为这一文氏家族支派的名称，来源可能更早），说明秦直道很可能经过这里。这里比东线方案所定直道由甘泉北行转而东折的地点“石门关遗址”，要偏向西北约50里左右[82]，表明在“石门关遗址”东转的直道复原方案，并不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不过后来有些人在研究直道问题时，提出战国秦汉间有些历史活动，涉及到直道，而这些活动反映出，上述文献所记载的直道走向，不尽可信。因此，依此复原的直道，是否合乎历史实际，就还需要通过相关历史活动的检验。 四、战国秦汉间相关历史活动与直道的走向 研究者用以论述直道走向的历史活动，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前后共有许多次，但是，其中史籍明确记载是经行直道的事件，只有两次；其他事件与直道的关联，完全出于研究者的推测。尽管如此，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复原直道的路线，而且会加深对直道性质的认识。 史籍中明确记载经行直道的两项事件，前面第一节在论述直道确实筑成并曾在秦汉两朝行用时，都曾经引述过，即秦始皇死后胡亥等经直道返回咸阳，以及汉武帝时司马迁由北边经此路进入都城。 秦始皇死后胡亥、赵高、李斯等密不发丧，伪装始皇健在，循直道返回咸阳，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事件。嬴政病故之沙丘，位于今河北巨鹿、广宗一带，按照正常的情理，本应由此循太行山前大道，转经函谷关，返回咸阳（或者是西越太行山，取道蒲坂，西入关中）；可是，胡亥等却舍近求远，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沿北边代郡、雁门、云中、九原诸郡，经过直道，回到都城。对此，前人一向没有合理的说明，最近程龙撰文，始阐释清楚胡亥等人的意图，是想借此稳定和控制秦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北方边防军，以扫清其篡位的障碍[83]。 当时，统领秦朝北方边防军的主帅，是名将蒙恬，太子扶苏监军，其行辕俱驻于上郡。胡亥等在抵达九原之前，持伪造秦始皇玺书，遣使者至上郡，赐二人以死，结果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被拘捕并杀害于上郡郡治肤施邻近的属县阳周[84]。今王北辰等据此以为胡亥等所经直道，亦应经过上郡之阳周一带[85]。 秦上郡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南侧的无定河畔，阳周县在今陕西绥德西侧的大理河畔[86]，这两个地点，都比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要偏东很多。不管直道是经过肤施，还是阳周，都与史念海所复原的直道路线，相差很远，二者显然不能兼容并存。 虽然蒙恬驻扎上郡，但这里只是北方边防军的指挥中心，而不是兵力布防的重心。秦北方边防军，应当主要驻守在九原、云中等边郡上。程龙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胡亥、赵高等人在抵达代郡之前，已经得知他们逼迫扶苏自杀得逞；蒙恬也被按照他们的指令，囚禁在狱。这时，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已经被胡亥等更换为蒙恬的裨将王离。所以，胡亥等只要假冒秦始皇的名义，巡行沿边诸郡，就可以起到威慑这支军队的作用，并不是非到上郡去走一遭不可。 假若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准确无误，那么，在已经实现预定的图谋之后，走这条可以尽量避开沿途郡县官员耳目的道路，尽快返回咸阳，应该更符合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的愿望。当然，反过来看，胡亥等人所走的“直道”，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条道路。 这样看来，胡亥、赵高等由九原经直道南下咸阳的具体路径，完全不清楚，它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西汉时司马迁经行直道一事，《史记》中的记载，叙述更为简单，如前列引文所见，原文只是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王北辰等人以为，司马迁此行，应是在元封元年陪侍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继以北巡；而汉武帝此番巡视北边，是“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87]，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桥山黄帝陵本在囚禁蒙恬的上郡阳周县[88]，所以，王氏推断，直道一定是通过这一带来连接甘泉与九原[89]。 今案元封元年汉武帝巡行北边，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年初十月间，“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就是在这次回师时，途中祠黄帝于桥山，并经此归于甘泉。第二次是在半年之后的这一年四月，在登封泰山之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90]。 司马迁陪侍汉武帝自直道归还，如果只是在第二次东封泰山之后，那么，关于汉武帝这次巡行由九原南返的路线，文献中也只有自九原归于甘泉的记载，并没有提到中途经停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司马迁虽然亲身走过了这条直道，但是，根据留存至今的文献记载，仍然只能知晓直道南北两端的端点甘泉和九原，他的这次经历，并没有能为确定直道的具体走向，留下更多的资料。 汉武帝东封泰山时，司马迁刚刚奉命出使西南归来。这次出使西南，乃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91]，已至今云南中部，路途遥远，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估计司马迁在这一年年初就应当已经出发，不大可能另有时间在年初十月间随汉武帝巡历上郡诸地；而司马迁随侍汉武帝封禅泰山并随之巡行海上，则见于太史公本人自述[92]，由此可以论定，司马迁随侍汉武帝“适北边，自直道归”，只能是在这次从泰山返回咸阳之时[93]。这样一来，便依然无法依据汉武帝和司马迁这次行程，来复原直道在途中的经行地点。 下面再来看看已有的间接推测，是否合理。 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相关历史活动，是战国时赵武灵王曾试图由云中、九原南袭秦国。赵武灵王于二十七年，传位于子，此即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本人则自号主父。《史记·赵世家》记载：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自诈为使者入秦。……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94] 王北辰认为，联系苏秦与张仪游说燕王时所述秦人会取道云中、九原以攻燕的说法[95]，赵武灵王由九原南下秦国这一事件，说明直道并非蒙恬凿空开辟，早在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前，在咸阳至九原之间，即已有直通的古路，所谓直道，不过是对这条古路的修治而已，而后来汉武帝巡历北边，往返于九原、甘泉之间，同样也是通过这条道路[96]。 前述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巡行北边，自云阳北历上郡，以及这次回师时，经桥山而至甘泉，说明在甘泉与九原间，似乎大致有两种走法，一是史念海所说由甘泉沿子午岭西北行再转趋东北以至九原；一是由甘泉东北行经上郡再北趋九原。不过，在王北辰看来，则似乎只有后一种走法，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唯一的干道。 王氏提出在直道开通之前，九原与甘泉之间就会有道路相通，这一点很有意义。不过，前面在论述甘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时，已经谈到，战国时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的说法，即已表明甘泉很早就是关中北侧的门户之地。只是当时交通道路的形式，与后来的直道应当有所差别。 不论是南入关中，还是北出关中，在直道开通之前，在甘泉北面的游牧民族控制区域内，恐怕更多地是骑行或是步行，而直道是修筑在秦朝国境之内的战略通道，除了步、骑之外，更多的是还要满足车行的需要，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小、易于开辟，也易于根据实际交通需要而另辟分支或是改变路线；后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大，修筑困难，一旦建成，轻易不会改变。在秦始皇修筑直道之前，由甘泉北出的这类仅供骑行或是步行的通道，恐怕不止一条，会有很多分支。所以，不宜据此来揣测直道的经行地点。况且秦人据有上郡之地是在秦昭襄王三年[97]，亦即赵武灵王二十二年，而赵国开拓云中、九原，是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98]，赵武灵王要想达到袭击秦国的突然性并获得更好的战果，避开上郡，从九原直接南下，以袭击关中，恐怕也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总之，赵武灵王的南下路线，并无助于确定直道的走向。 前人在研究中提到的间接推测，还有很多，但更为缺乏实际联系，这里便不予详细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史念海认为，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等地的大道，才是赵武灵王南下时行用过的旧有道路，也是秦始皇在全国所建驰道网的组成部分。驰道修筑于始皇二十七年，直道修筑于始皇三十五年，秦政虽苛，亦不致于这样频繁地施工于同一条道路，因而，经过上郡肤施的这条道路，肯定与直道无关[99]。 赵武灵王的南下路线，现在还无法确定，对此，上文已有论述；而秦始皇驰道网络的构成情况，则在文献当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述及此事时，只记有 “治驰道” 寥寥三个字[100]；《汉书·贾山传》迻录贾山《至言》，对此记述稍详，乃谓：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讬足焉。[101] 但据此仍然无法弄清驰道网络的具体构成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所建驰道网络，是否包含咸阳－甘泉－肤施－九原间道路在内，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因而，也不宜依据这一点，来绝对排除直道经行肤施的可能。 上郡及其治所肤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经由此地连接九原、甘泉乃至咸阳的南北通道，是一条相当重要的道路，而目前所知秦汉时期往返于咸阳、甘泉与九原之间，途中经行地点明确的历史活动，都是经由上郡，如前文所引述之汉武帝元封元年年初自云阳北历上郡而至五原、朔方，复又途经桥山返回甘泉的记载，即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在确定直道的走向时，还是需要充分考虑经行上郡肤施一带的可能性。 五、结语：直道遗迹的保护与考察在直道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以上对有关直道文献记载的分析，反映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完全肯定直道乃是连同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是，这两地之间，具体究竟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记载对直道路线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反对者并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所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 但是，由于这些唐代的记载，年代偏晚，其可信性远不如《史记》、《汉书》这类早期记载，而秦汉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活动，又反映出另有一条途经上郡治所肤施一带的南北干道，可以承负与直道相近的交通功能，《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其为秦始皇直道。因此，最终确定直道的走向，还不宜将其弃置不顾；也就是说，目前还不能轻易排除东线方案存在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切实保护好已经得到学术界确认的秦九原和甘泉宫附近的直道遗迹，再以此为参照基础，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对比考察中间地段的直道遗迹，辨识其在道路规制、施工技术以及内含文物的异同，就成为最终确定直道走向的关键措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人折中诸说，以为直道并存有东、西两条支线[102]，这种看法，与《史记》等书关于直道乃是在九原、云阳之间“直通之”的记载相背戾，似乎不宜依此思路，来看待直道的走向。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相关路段的考古学对比分析，找出二者之间在道路规制和修筑方式上的异同，才有助于最终解决直道的走向问题。 [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2886）记述修筑直道一事，是将铺设直道与修建万里长城并列，明确显现出直道的修筑，与秦北方边防体系的建设，具有直接关联。 [2]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35～453。 [3]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4] 《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故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 [5] 王开《秦直道新探》，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页11~21。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页73～76。《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4日《陕北发现秦直道遗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