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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绍仪内阁成立后，4月22日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往北京，形式上国家实现了统一。但是，从一开始，唐内阁就面临危机。赵秉钧告诉魏宸组（国务院秘书长）：“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皇皇，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好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但是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果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制，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从清室着手……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如此，则袁政府系由清室遞嬗而来，而不知其结果仍是接续南京也。时势推移，即项城亦自想不到，在项城现在，总算迁就万分，最好彼此不要相煎太急，庶可始终相安”，云云。[13]魏听之耸然，据说，这是赵在谈论中示意，以警惕唐及党人，警告唐绍仪不要倚恃南方党人压制袁氏，不过唐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12年4月21日，国务院正式成立，据《梁士诒年谱》称：“唐氏自任国务总理，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面之冲突。而袁氏不之谅，且疑唐挟国民党（按应为同盟会--引者）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而北洋官吏之在袁氏左右者复日媒蘖之。袁不能平。先生调护其间，费尽心力。此辈因构陷先生，谓与唐里应外合，将与孙中山先生有所企图。以三人皆粤籍，此言易于见信也。”[14]不满唐氏组阁的不仅是袁氏及其左右，外国的评论也是如此，而且评价更为恶劣。唐氏在庚子以后接收“天津都统衙门”、与英国谈判“拉萨条约”及任会办全国税务大臣时，均对外人采取强硬态度，故列强对唐氏任阁揆，并不存乐观态度。莫理循的一封通信便写道：“我自己看不出中国怎能由广东人的政府来治理。唐绍仪开始就弄得很糟，明显的迹象是他要组织一个广东人占优势的内阁，也就是说无论是各部总长还是顾问都要用广东人。这里的报纸上已经在说，广东人的专制主义，比满洲人更坏。肯定是这些广东人，把总统卷入同各家外国银行的纠纷之中。”[15]如果说，这些言论还是在正式组阁前的一种猜测的话，那么在内阁运作之后，外国人更称孙中山的部属“认为应该把袁赶下台去，而把唐提拔到袁的位置上来”。[16]类似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说，都对唐内阁不利，也表明外国人不会与唐内阁友好合作。外国人指出袁唐不是一条心，是正确的，但认为唐要取代袁，甚至要建立广东人的专制政府，是莫须有的指责，恰好相反，袁唐矛盾，主导方面是袁世凯而非唐绍仪。 《临时约法》第五章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行副署之。”根据《临时约法》原则制订的《国务院官制》，更明确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表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由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副署。这一规定，大大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关副署，袁径自公布文书，便属越权违法，当然无效，这就是袁氏厌恶责任内阁制的关键。担任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记述说，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政府为责任内阁制，“少川既任国务总理，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至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17]上述记载的可靠性，还可以从袁氏的一个部属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唐在礼谈到袁氏蓄意赶走唐绍仪时写道：“我其时觉得唐为人很爽直。我亲自见过他和袁争论。争论起来，唐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这一类的话。袁既不便反对，又没有适当的辞句回答，因此很不满意。我曾听到袁时常话里话外地对唐说：‘我们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们的。’这就是说，你们不要抢了，早晚总会交给你们管的。他说的时候还带着意气。”[18]袁世凯从小即受封建主义熏陶，没有受过西方式民主政治的任何训练，从一个位极人臣的封建官僚突然成为共和国总统，角色转换很不自然，当然不适应。据《时报》1912年1月23日载称，“袁党赵秉钧、杨以德等运动北方官绅，拟俟满廷退位后，即组织临时政府，拥袁为大总统，如南方政府不取消，即拥袁为皇帝”，故在袁的头脑中，总统位子是从清廷接手过来的，应是和皇帝一样的“万岁”。因此，总理是臣仆一类的角色，要向他负责，不存在总理向国家负责的问题。这种认识，前述赵秉钧对魏宸组的讲话可证。在此背景下，责任内阁根本就无法正常运作，国务总理更不能安于位。府院之间的彻底决裂，是迟早的问题。 那么，袁世凯是用什么手段使唐内阁夭折的呢？首先，是利用所谓比款问题，使银行团产生恶感，导致唐绍仪在经济上焦头烂额，进而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信用，不败自败。 唐内阁成立后，首先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不但北京政府需款孔亟，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也非大宗款项不可。唐绍仪在无法从四国银行团获得贷款的情况下，于3月14日与华比银行签订了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并拟续借1000万英镑。比款获得后，打破了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反弹极为强烈。财政总长熊希龄也不赞成借比国小款。熊见银行团抗议，对唐更加不满，不断与唐发生龃龉，成为袁氏倒阁的一大助力。唐绍仪到京后，被迫宣布“取消比款”，向银行团“谢罪”。不过，在他发表的文告中，有“比款由周自齐与比利时银行代表订约，经大总统承认”字样。这些话，透露出借比款与袁的关系，责任并不在唐身上。[19]嗣后，银行团提出垄断中国对外借款，有“监督财政”等非常苛刻的条件。唐对此严词拒绝，声明中国此后借款，自有选择之权，无受四国限制之理。但唐因比款之事已受到列强的攻击，袁亦乐于假手列强来推倒唐氏。据载，“时袁之部下不利唐之功高权重，欲伺隙攻唐。袁亦阴纵之。故厥后遂有屡以比款攻唐之事。唐亦不欲仅求自白而讦袁之内幕，故始终二十余年不一置辩焉。”[20] 借比款是周自齐经手且经袁世凯承认的，列强明知此事原委，却专以攻唐。所谓以比款用途攻唐之事，一是说唐将比款滥用，一是说用100万元收买孙中山，再一说是唐提供巨款为南京临时政府购买军火。在北、南政府经费军费支出浩繁、库空如洗的情况下，有此三项之任何一项，都不能为社会，尤其是舆论所接受。于此，唐氏不予置辩，因为此款项用途，袁氏一清二楚。黄远生通讯中所传“（银行团）不信任唐氏财政上之行动，以为任意挥霍。此次所借比款中有五百万元，由唐氏在上海取得者，一律用尽，故发生最近之结果。”此说即为袁氏所散布。分明周自齐是谈判人，偏偏又让“政界某君”放话称“其后乃由唐绍仪经手”，[21]袁氏如此散布当别有用意。其实，在北京库空如洗的状态下，袁氏怎能容忍此种行为？同时，在袁的强力之下，唐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对唐氏来说，钱用到哪里去了，袁氏最明白；收支既有底账可查，又何必澄清？何况唐深识袁氏为人，澄清又有什么好处？ 至于比款由唐氏交孙100万元之事，1912年3月间报界宣传，日有数起。章太炎曾致函孙中山询问，孙答以此谣乃思乱者“欲试其鬼蜮”，“不足当识者一噱”。北京《中国日报》、《国民公报》亦称孙“私攫比款50万，以30万饷同盟会”。朱芾煌等在4月20日、21日将上述情况转电孙及同盟会本部，孙致函作答，内谓：“‘私攫比款’尤为无稽。该报造谣，本不值辩。既承兄等垂询，谨此奉复。”孙在答记者问时，也一再回答关于在南京时是否收过100万比款之问。他为此致电唐绍仪，请其对此谣言予以澄清，唯电未达而唐已离京赴津。6月29日，孙致电袁世凯、国务院等。告以“报纸喧传，文私受比款百万。比款用途，财政部有底账可查，请详细宣布，以昭大信。此事为国家名誉，政府信用，国民道德所关，政府应有明白宣布之责。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更岂能让其逍遥法外？”“要之，比款用途既为国家经费，政府应有宣示于国民之责，请财政部将前后用途，正式通告全国，以全国家信用”。[22]7月1日，袁氏复电称，“近日南北报纸，言论庞驳，凡所讥弹，恒逾常轨。执事毁家为国，中外人士共见共闻。乃一二报馆，辄复信口雌黄，造谣误众，殊失言论之责。已交内务部分谕各报馆格外注意，并交财政部迅将比款用途底账详细公报，以息浮议而示大公。”同时，陈锦涛、财政部、唐绍仪也分别复电，证实孙中山并无收受比款之事。[23]事情至此，可说孙中山被诬一事业已澄清。但是，谣言的出处在哪里呢？造谣者便是袁世凯本人。 《张謇传记》作者刘厚生说：唐绍仪将比款挥霍殆尽，“此是我国政治内幕个人的秘密行为，除袁世凯外，任何人不能得知。”他认为，此事之传出，是由袁世凯向英国人（银行团领袖）泄漏，英国人再告报馆，“世凯之此行为，就是借刀杀人之故技”，旨在使唐在外人心目中失去信用，如果唐在外人心目中信用破产，也就无法从银行团借到钱。既无从筹款，左支右绌，这个内阁当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张謇年谱》记张致汤化龙函称：“比款之用，夫岂得已，正其代项城受过也。吾党中不明此中关键，迫之过甚，铤而走险。”[24]这些话，说明比款之用途，实出于袁之指示，责任不在唐绍仪。然而唐既不想与袁决裂，也就难以给各方满意的答复。唐既代袁受过，其本人也就成了袁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