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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绍仪将比款部分用来给南京临时政府购买武器一事，也是出自刘厚生书中，可以说是独家秘密。据说，有一项秘密事件，为任何官私文书所不载，而久居京津的人，当时皆耳熟能详，这就是临时政府陆军部长黄兴，向德商某洋行订购德国最新式武器之事，其价额总值在300万元左右，而所付定银，则在总额50％以上。原订6个月交货，为袁世凯所侦知，将该洋行买办秘密诱至北京，且不惜巨资，令其唆使该洋行将此项军械，悉数改运天津交货。又说，他与该买办（广东人）有一面之缘，此人后来在天津落籍，托庇于北洋军阀，不敢回南方。刘的结论是：既无人为之证明，就不免令唐绍仪受到更大的嫌疑。[25]刘氏这段话，因为是他亲闻，所以言之凿凿，不易否定。不过，笔者极怀疑此项军火之订购系用比款交付，理由有三，申述如次：（一）根据1912年7月30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南京临时政府收到华比借款4552914两1钱5分（规平银），注明：“原借100万镑，续借25万磅，合计借125万磅，南京政府仅收到规平银4552914两1钱5分，其余均由北京政府收用。另行报告。”由此可见，唐绍仪提供给南京临时政府的比款数目清楚，并无挥霍；账目明白，并无用比款订购军火等见不得人之事。（二）吴相湘记载否定了刘厚生所记订购军火之经费来源。在《孙逸仙先生传》中，指陈系由大仓组提供的苏路借款300万元，以作向德国购买军火之用。不幸这项军火运到中国时，政权已转移到袁世凯手中。[26]吴书未说明资料来源，当是有据。（三）笔者认为，此项军火订购，款项来自苏路借款，可能性较大。苏路借款成立于1月26日，共300万日元。此时清廷尚未退位，南方有北伐之必要，急需军火。而比款成交于3月，该款划交南京方面时，临时政府面临裁撤，该款当是用于结束该政府的。更何况新设的留守府要务是作遣散军队工作，黄兴亦亟亟焉图卸仔肩，绝无用比款购械之必要。后来该项军火被袁氏设计运往天津起岸，由于统一后外债由北京临时政府偿还，黄兴等人也就不便过问了。故订购德械之事，应与唐交比款无涉，不宜混为一谈。但应当指出，袁氏编造唐绍仪使用比款的种种恶名，确实让唐氏不容于外人。这就成为袁氏倒阁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袁氏怂恿、支持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等人不配合唐绍仪的工作，架空内阁总理，且不断地对唐进行“摔打”，直至逼唐出走。 唐绍仪内阁既是一个混合型内阁，正确的用人原则是“新旧参用”。唐曾提出“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苟不至新人物无可搜求，或非旧人不能维持现状之事，决不可沿用旧人。”[27]而袁氏则命令各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28]这样，内务、陆军、乃至财政、交通等部，均大量任用旧官僚，排斥临时政府解散后从南京来的官员。赵秉钧甚至表示，“唐如果能站得住，我们就站不住”。[29]召开内阁会议，赵从来不参加，遇事都在会议之外与袁商量定夺；而对会议决定，则往往从旁横生枝节或肆意修改。赵秉钧乃袁氏心腹，他的意见当然体现了袁的旨意，如此一来，对赵氏之专横，唐亦无可奈何。而熊希龄自任职之后，即与唐意见相左，后又因比款问题造成彼此无法共事，史称：“因借款问题，党议繁兴，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唐构怨，进欲排之。”[30]陆军总长段祺瑞作风更为专横，任其心腹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处长，徐为人处世较段有过之无不及，代拆代行，目无余子，部务更非唐所能过问。上述这些人，在袁氏的指挥下竭力破坏责任内阁制，反对唐绍仪等人划清府院权限的主张，而以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为宗旨；他们还主张国务员可以“单独行动”，不必顾及国务员为有机之整体及相关决议的权威性。至内阁会议商讨各项政策，他们的意见与同盟会阁员也常处于对立状态。与此同时，袁氏与统一党、共和党也积极配合，策动参议员准备参劾唐氏。熊希龄则动辄以辞职相要挟，他甚至被反唐人士内定为“候补总理”。种种情况表明，至此唐内阁实在已难以为继。而袁唐最终决裂，则由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被袁所否决一事表现出来。 在任用人员上玩弄权术，使唐绍仪面对社会各界无以自解，是袁倒阁的最后手段。按据陈灨一《睇向斋忆往》称：“盖绍仪尝以一纸示项城，则某人筅某部、某人督某省，项城佯诺，而恶其挟势自重。有迫绍仪践约者，绍仪无辞以应，偶语赵秉钧，微露项城食言而肥意。秉钧宿忌绍仪名位出己上，早思乘隙倾之，累向绍仪进甘言，绍仪不审其诈，率尔告之。秉钧遂发覆，项城大恚，于绍仪入商政事，怒以目，讽以词，继以国会弹劾之声洋洋盈耳。绍仪知不可留，朝提辞表而夕被襆出都。世人但知袁唐反目基于比款，复为争持用人。而未知秉钧以计中伤也。”[31]上述记载对造成袁唐决裂的原因，可备一说。不过，此说无法推翻王芝祥直督改委问题是袁唐决裂导火线的结论。 袁世凯决不会将直隶交给本系统以外的任何武人。但是，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是唐绍仪在组阁谈判中与同盟会妥协的结果，且以此换取南方同意段祺瑞任陆军总长。3月30日，唐电袁氏请委，袁氏本已应诺。当时直隶士绅亦属意王芝祥。5月26日，王芝祥抵京。然而27日，冯国璋等十余名旧军人与袁相配合，联名上书袁氏，反对王芝祥督直。袁氏便以此为理由，改委王为南方军队宣慰使，持任用令强唐副署，唐坚拒。袁即蔑视内阁，以未副署之委任状交王芝祥，且畀王一笔不需报销之费用，王受之而行。处此窘境，唐绍仪既无法向直隶人士解辩，又无法对同盟会交代，对袁氏践踏临时约法的行为更束手无策。事已至此，唐深感已无事可为，便于6月15日留下辞呈，迳赴天津。袁获悉唐已离京，便派梁士诒、段祺瑞赴津慰留。 对于自己辞职离京，唐绍仪与梁士诒有一番肺腑之言相倾诉。唐氏谓：“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32]唐氏之“及早为计”是在被弹劾、罢免之前辞职。“公义”系指《临时约法》之权威性。唐氏处此境地，自无与袁讲往日私交之可言。梁、段劝说无效。唐既无返京之意，于是27日袁有准辞之令。29日，袁特任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同盟会阁员乃相率辞职。 三唐绍仪内阁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一届内阁，它的夭折既是唐氏力图促成北洋派与同盟会（即孙袁）合作愿望的失败，也是责任内阁制尝试的受挫，对于近代中国宪政制度史而言，这自然是一件大事。但是，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业绩的评价也不高，有人认为，“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33]也有人认为，“自政府成立后，除借款外，一事不能办，所纷纷扰扰者，裁汰旧员调用新员之一事，运动--腐败--攻讦--奢华--之风，实无异于往日”，“意者此即民国新纪元之特色耳”。[34]庸内阁的运作，委实呈现种种乱象，难免令人失望。然若如上述评论，唐内阁则毫无可取之处。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唐绍仪本人是怀有一腔抱负的，也希望有一番作为。就职之初他向临时参议院陈述政见时，便说到内外政策的要点，谓：“在满清时代与各国所订条约，名为和好，实则从未开诚布公，以致事事皆落人后，皆中国受亏”，故今后对外交涉，必须改变此种情况。又谓：“从前社会趋势，专研究文字，而不研究实业，以致地大物博的中国，几变为世界最穷之国家，以致非借外债则不能办兴利之事”，故“新政府成立后，即分设农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即在振兴实业”。[35]与此相应的便是具体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用人制度之拟订，其原则是按同盟会的要求，“一宜新旧兼收也”，“一为南北并用也”，[36]这些主张，同样体现在唐氏具体的措施中。上述事例均体现出新制度建立之初共和政府首任阁揆的政治主张。但是，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唐绍仪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民主宪政制度，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还是一种政治奢侈品，中国不是法治国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从未经受民主宪政的训练，人们耳熟能详的是“王法”，而不甚了了的是“法律”。更何况原本就是传统社会塑造出来的袁世凯这位极权主义者，也从未想到要受制“约法”，屈服于民意。袁氏罔视副署，当受法律制裁，但也没有人去追究其“违宪”。这便是当时的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