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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奇文瑛，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归附人是指明前期在与北元和鞑靼、瓦剌对峙时，以俘虏和自愿附明的方式内迁的各族移民。有明一代曾先后接纳过数十万的归附人，他们中有回归草原二十余年再度南下的故元官兵，还有来自草原深处的鞑靼、瓦剌，以及东北山林中的女真和西北嘉峪关外的哈密、吐鲁番诸族首领、部民和使臣人等，其人数之众，内迁持续时间之久，涉及民族地区之广，不逊于辽金元清的南迁之势。明朝将这些人数庞大的归附人安置在军事卫所中，这就使归附人研究，不仅有民族关系问题，还涉及军事卫所制度的内容。明代官方文献中，对归附人初入中原之事大多都有记载，但进入卫所以后的史事，却语焉不详。致使入卫以后的归附人研究，囿于史料的匮乏一直难以展开。但在明代档案卫所《选簿》中，却有不少相关信息，本文欲以正史文献与《选簿》记载结合，就归附人在卫所中的安置和任用问题作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安置卫所政策（一）安置卫所 洪武朝对故元降附官兵的安置，已有多篇文章从明廷对蒙古人政策的角度作过论述，①在此不烦赘举，这里只就明朝安置卫所的目的略作说明。其实，对洪武安置卫所的史事作全面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安置卫所并不只是针对故元蒙古、色目人的政策。 从文献记载看，洪武时期编入卫所的不仅有故元官兵，还有山后人②以及招集滞留中原的故元军户，“俾之编伍”，③而且后两者编入卫所的规模不逊于归附故元官兵。④仅据北平卫所的发展分析，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下元大都后，曾以北征军留守，初设6个卫所守御北平，到洪武八年，北平都司管下发展到18卫3所。卫所迅速发展的这8年，也正是归附人、山后人和招集故元遗民编伍入卫最多的时期，迅速增加的卫所，显然与他们的编入不无关系。据此不难判断归附人编充卫所，不过是朝廷利用故元军兵迅速组建明朝军队的战略内容的一部分。 洪武时期故元降附人的安置去处，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显示，无论降附还是自愿归来的，大致都要送往京师（南京）或南方卫所安置，目的是防止他们与北元内外联络。实际安置南方只是一个方面；明代卫所《选簿》的信息揭示，故元官兵安置北方卫所，尤其北平卫所的现象也非常突出。以往的研究也都提到安置北方这一点，但实录记载泛泛，提供不出更详细的史料，而《选簿》却有非常具体的信息。据纳哈出降人信息较多的13部卫所《选簿》的统计，有124人是洪武末年随纳哈出附明的，他们初入时的安置涉及45个卫所，这些卫所依表1所见，集中分布在京师和5个都司地区。 区域统计的结果显示，北部两都司安置最多，北平都司诸卫64人，北平行都司诸卫17人，两者合计占到总数的65%；其余依次是京师（南京）、辽东和山东都司诸卫均11人，浙江卫所10人，南部、东部和中部卫所的安置都在一成左右，与北部都司相差极为悬殊，而在实录中却感觉不到北部安置的分量。纳哈出部众降明约二十余万人，实录只记载高官分派“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安置，⑤而多不语及中下层故元官兵。这样的记述方法表明，朝廷只关注故元上层。应该说在与元朝（北元）的战争没有彻底结束之前，朱元璋的对手还是元朝（北元），他用故元官兵组建明朝卫所，与历代政权更迭时的做法是一样的。朱元璋曾就起用故元文臣时说：“自古帝王所用人才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旧人……”⑥朱元璋此言是针对起用文官说的，但组建明朝军队又何尝不是如此。 洪武时期，故元降附人以及滞留中原的故元军户，甚至山后人无一例外被编入卫所，明太祖着眼的是迅速扩充军队抵制北元的复国。但这一政策对编入卫所的归附官兵的影响则是重大的，其后代自是也都成为明朝专执军役的军籍人户。 如果说太祖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不去区别“北人”、“南人”的话，永乐以后却正相反，对自愿内迁，来自北方深处的鞑靼、瓦剌、女真、哈密和吐鲁番等少数民族首领、属民和使臣人等，皆安置卫所优养待之。 成祖的政策也不是无由之举。自北元分裂之后，朱棣以孤立北面蒙古的战略考虑，开始构建东、西两翼屏障。为实现这个战略布局，成祖登位伊始“遣使四出”，外建羁縻卫所，招徕其首领内迁定居，以期内外相维成明朝藩屏。为达到这个目的，安置政策极为优渥。成祖曾言：女真、鞑靼首领携妻带子内迁，“非有资产可仰给”⑦，“非藉俸赐”无以自养⑧。为昭示朝廷恩养之意，除“赐予袭衣采币，牛羊薪米居宅”⑨等定居必备生活资料外，又授以官职，“岁给俸如其官”；⑩即使随行头目和属部人等，亦“升闲（应为‘贤’）良头目，（11）月支米二石”，（12）给食半俸的待遇。 所谓“岁给俸如其官”，是以羁縻卫所官职等同军职领俸。为吸引各族首领内迁，成祖对内迁人多授卫级指挥诸职，为其能食俸丰厚，衣食无忧。如《三万卫选簿》中永乐时期归附女真达官（13）有39人，其中始祖入卫时授官指挥使者2人，指挥同知4人，指挥佥事27人，千户5人，百户1人，有指挥职级者多达33人，占八成的比例。按明制，卫指挥、同知、佥事资格从正三到从四品，俸禄可谓优渥。朝廷不吝授职，是因其职无权，仅为食俸而已。永乐之后归附鞑靼亦相同，“授以官职给以全俸”，（14）“食其禄而不任事”，（15）子孙世袭其职。与洪武充军卒的安置有天壤之别。 永乐内迁人，虽带俸卫所，但不属军户身份，与洪武归附人有本质差异。比如女真内迁首领虽带俸卫所，但又在辽东设安乐、自在州专辖，“以夷俗抚住”，（16）“部落自相统属”；（17）生活上“任其耕猎”，（18）无差无役。（19）内迁鞑靼人等也不例外，“置之畿甸之间，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长”，（20）由卫所带管。（21）总之，这一时期内迁女真及鞑靼人等，无论有无机构专辖，都与卫所有带俸或代管关系，卫所《选簿》中称他们是某某卫“寄住（或‘住坐’）达官”，以与军户相区别。 永乐确立的安置优养政策，长期沿用不废。据李贤“达官支俸疏”奏：“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22）证实了优养达官的程度和真实性。李贤之疏出自正统初年，这表明直到英宗年间优养政策也未曾变化。自从嘉靖军制改革，达官才编入营伍，尽管如此，与一般卫所军依然有别，如“不必拘以常操”，（23）俸粮也比汉官优渥，“汉官本色俸不及忠顺官（即达官）之十一，制为独厚”。（24） 总结洪武与永乐以降的归附人安置，虽说目的不同，措施迥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是从战略需要出发。但不能忽略的是，明初多民族杂居现状对决策的影响。洪武的安置政策，固然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但辽金元数百年形成的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使得若强调区别民族，既不利中原的社会稳定，对统治还未巩固的明朝更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否认朱元璋推翻元朝前也曾高举类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那是夺取政权前的舆论造势，是为了打着民族旗号，实现推翻元朝统治的目的。但舆论造势可以，取得政权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要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洪武对降附人安置卫所不刻意甄别民族，也不仅仅是迫于局势的需要，更有深层的多民族杂居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永乐以后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山林、草原和西域迁来的各族首领和属民，能在中原聚族而居世代优养，恐怕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基础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