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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录小传，表3列出的都是军籍归附人受封及掌权出镇一方的实例。表中封主与一般军籍归附人改变地位的途径也无二致，其所以能封爵，也皆因功著一时。如毛胜，率达军远征麓川、湖广侗苗之役，获封南宁伯；毛忠，因镇守甘肃功，获封伏羌伯；薛斌，因北征功，获封永顺伯；施聚、焦礼，功在守辽，获封怀柔和东宁伯等，功如爵名。 任职五军都督者也有一批洪武归附人，其官处正一至正二品间，领兵出征或掌五府事，职任之重不在侯伯之下。如： 都督佥事戚斌，金山人。伯父察罕台洪武二十年归附，永乐初为金吾卫正千户。二辈戚斌袭职，历功升中军都督佥事，天顺南京前军都督府理事。（54） 南京左军都督府同知冯升，宁夏人。本番将，累有战功积官至后军都督府同知，弘治初，以南京左军都督府佥书管事兼大教场管操。（55） 都督佥事叶春，山后人。伯父叶不陶闾儿洪武中从司徒阿迷归附。叶春历功升迁都督佥事，天顺改元督理南京左军都督府事。（56） 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张晟，山后金山人。高祖伯颜帖木儿洪武时率众来归，官之赐姓张氏。晟为三辈袭升都指挥同知。弘治初，命管左府事。（57） 后军都督同知芮成，金山人。父孛罗，初事燕王为燕山护卫正千户。成以遗腹子嗣其官，累功晋右军都督同知，领禁兵入卫。（58） 都督同知吴良，初名完者帖木儿，女真人。兄观童洪武归附，占籍东光县，选充锦衣卫小旗。兄卒，良补役，累功升都督同知，调南京右府管事。（59） 后军都督昌佐，回鹘人。先祖洪武归附。昌英累以遣使和战功升至都督。弘治铨注四川都司管事，正德以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贵州。未久，命于前府管事。（60） 都督之职有现任和带俸之别。上述所列均有“管府事”、“佥书府事”等字样，为实授无疑。以上史料均摘自实录小传中的事迹。进入都督层级的军籍归附人究竟有多少，碍于都督之职不得世袭，官员升降无定，难以尽晓。但其规模比之封爵者只会多不会少。 （二）永乐之后寄籍达官的任用 永乐以降的内迁人因优养带俸卫所，文献谓之寄籍（寄住、住坐）达官。寄籍达官与军籍归附人不同，因不属卫所军户，故也无军权而言。但中期之后，明军南征北战频频，加之战争形势紧迫，达官率部亦屡被征调，甚而“久劳于外”。（61）明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军的衰弱，善战的达官也渐涉兵权。王世贞言： 天顺初，以恭顺侯吴瑾掌右军都督府。（62）瑾故恭顺伯允诚即把都帖木儿孙也。广义伯吴琮镇宁夏，琮亦把都帖木儿孙也。东宁伯焦寿镇蓟州及甘肃，故指挥八思台孙也。右都督芮成镇四川，指挥孛罗子也。史以为番将握兵之始。自是而后，不可胜纪矣。（63） 文中的吴瑾、吴琮即永乐内迁的寄籍达官。恭顺侯吴瑾之祖把都帖木儿，永乐三年率众来归，赐姓名吴允诚。吴允诚的归附对外影响很大，“自是降附者日众，边境日安”，故朝廷特授右军都督佥事，“使领所部居凉州耕牧”。（64）此右军都督佥事只“领所部”，是“食俸不予事”的虚职。自子吴克忠因北征功封恭顺侯，土木堡之役战死疆场（65）后，家族地位显著上升。克忠子吴瑾正统十四年也随父参战全身而回。袭爵后随侍景泰帝，因“随侍应对称旨”，“命掌左军都督佥事”，（66）始予实权。自后，吴鉴袭职，坐营五军右哨管操，弘治出镇陕西；（67）鉴子吴世兴，坐司三千营管操；（68）世兴子吴继爵，佥书、曾掌管左军、前军、右军、中军都督府事，充总兵官镇守两广，并总督京营戎政；（69）继爵子吴汝胤先后管理禁军红盔将军、中军都督府佥书、掌印管事，并总督京营戎政。（70）可以说，自吴瑾始，后代皆掌京营、五军府事和镇守地方，为深涉权要的达官显族。 广义伯吴琮是吴允诚第三子吴克勤嫡子，父死土木之役，所袭为伯父吴管者（吴允诚次子）爵，受命掌中军都督府事。（71）天顺五年（1461）太监曹吉祥反，吴瑾战死。琮接掌吴瑾左军都督府事；（72）后坐司三千营、敢勇营管操；成化元年（1465）“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往四川征剿夷贼”，（73）二年，“佩征西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宁夏”。（74）不过寄籍达官不在军籍，立功升迁可以，掌军权则有体制上的障碍，极不容易。成化以后以募兵补充旗军不足，执军役者不惟军籍，寄籍达官也有了握兵权的条件。 弘治元年（1488），夏昂奏称：鞑靼女真等“可使世其爵，不可委以政；可使世其禄，不可假以权”，“乞敕兵部计处，但系外裔勋臣，在内不得典兵，在外不得镇守；并都指挥、指挥等官在内不得把总，在外不得充参将分守”。（75）夏昂的疏奏反映，迄至成化、弘治，“外裔勋臣”掌兵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总之，在卫所制度下，归附人地位的变化，没有因异族而受到阻滞。明代武官以军功论升迁，这一规定适用于卫所中的每位官兵。洪武归附人因编入军籍，故于靖难和北伐及南征中立功最多，授以兵权者也最多。永乐之后优养的达官，虽然不在军籍，但因与卫所有代管和带俸关系，也成了不在编的军队。凡亲履战争，无论立功大小也同样升迁，故而也有受命镇守的情况。明代，归附人握兵掌权的实例如此丰富，可以说出乎想象。 三、结语综观明代归附人的安置、任用，可以看出明初对归附人的政策，是因形势而论，民族政策服从战略需求。洪武归附人充实卫所编入军籍，永乐之后归附达官寄籍卫所优养就是具体体现。但入卫以后，由于军政制度对军籍和寄籍的管辖地位不同，影响其后来的发展变化也不一样。 洪武降附的故元官兵，编伍入卫所成为军户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洪武时期军政条例对汉军和归附人不加区别，客观上使这些曾沦为卫所底层的故元官兵，有机会通过军功跻身武官行列。成祖登位后，又以奉天征讨“新官”（76）的名号，给予种种政策优待，结为相互依凭的利益集团。有明故元归附人卫所中，手握大小兵权，甚至领兵镇守一方的不在少数，但这不是特殊政策所为，而是军政制度造就的结果。带俸卫所优养的达官，出于维护羁縻卫所地区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优养身份维持了很久，但目的不是作为甄别夷夏，而是为确定实施策略的群体。寄籍达官主要由卫所带管，因军功也能升迁，但官职无论大小只是食俸的尺度。达官既有优养制度的呵护，又无军政制度的强制约束，故而境遇变化不大。尽管嘉靖军制改革将之纳入了营兵之中，但有明始终没有军籍归附人那样活跃和重要。 如何理解明廷对内迁人的态度，借用成祖的说法：“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岂非明鉴。”（77）这说明成祖知道在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状下，不能走元朝区别汉人、南人的老路。成祖所言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朝归附人政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 明初吸取元朝的教训，对故元归附人采取淡化民族的政策表现最为突出。但淡化的结果，导致无法在文献中寻找他们的踪迹，为此常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结果；并以明朝的婚姻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78）以及朝廷大量赐予汉姓、汉名为依据证明。实际这两种手段的同化效果仔细考察也有商榷之处。首先就婚姻规定看，笔者曾对几家军籍、寄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作过研究，结果显示：成化、弘治之前军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主要在卫所内、本族间选择。（79）这说明洪武的婚姻规定，很可能因汉族官兵不愿与归附人联姻而推行不畅。赐姓名的同化作用，也不像想象那么简单。洪武时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赐姓，文献中的例子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蓝玉案发生后。因为蓝玉案牵涉不少军籍归附人，这时集中赐姓明显有安抚其人的意图。不过《选簿》名册显示，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军籍归附人，带有民族特征姓名的也确实不多见，可能除了朝廷赐汉名外，也有归附人自愿改汉名的因素。但这不包括洪武二十年以后随纳哈出等归附的官兵，这些人的姓名汉化大致经历了二三代以上的历程。军籍归附人的姓名汉化且如此，寄籍达官的变化显得就更为缓慢。永乐之后，赐予达官姓名的记载最多，但并未导致同化的结果。诸多卫所《选簿》中，寄籍达官具有民族特征姓名的非常多，而且许多人少则二三代，多则七八代，才出现姓名汉化。究其原因，优养政策为其提供了保留本族文化的空间。根据《选簿》记载，很多达官有本族和汉族两种姓名，官方场合用汉名，生活中使用本族姓名。诚然，归附人进入中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杂居混合的加深，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变化到融合经历怎样的过程，与辽金元朝相比明朝有怎样的特点等等，都还知之甚少。而且上述安置、任用的丰富事实揭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明代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