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集中安置 洪武的安置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不可以甄别民族，但不等于就没有内外之别，卫所中相对集中编伍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充实卫所的归附人有相对集中安置的特点。这可以追溯到洪武时期。如亲军蒙古卫，后发展为蒙古左、右卫，就是由洪武五年（25）、六年（26）、八年归降的蒙古官兵组成。（27）亲军卫是侍卫军，朱元璋以蒙古人骁勇善战，为人质朴，安置身边随侍护驾。成祖也不例外，“得边外降丁三千”，常立于龙旗宝纛之下，以为三千营。（28）显然这是特例，也仅限于明初。以归附人集中设卫和所的情况实际并不多见，一般主要是百户或总旗的规模。洪武朝归附人在卫所内是如何编伍的，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具体安置中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洪武二十三年置九江卫中左千户所，新所由“本卫余军（汉军）及达达军士”组成，并令“各设正副千户二人，百户十人，镇抚一人”。（29）设官规定中的“各设”一词，透露出达达军士与本卫余军是各自编伍。明制一千户为十百户，达达军士的编制最高也只能是百户。洪武二十一年，明以归附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且令“仍领所部达官二百五十人”。（30）在卫所中百户管领一百二十人（总旗所统五十人），孛罗帖木儿的二百五十人也顶多是两个百户的编制，与九江卫达达军士集中程度不超过百户的情况吻合，当然也不排除以更低规模的总旗（五十人）编伍。洪武二十年后，针对纳哈出部众的安置，朱元璋一再强调编入卫所“与汉军杂处”，（31）“与军伍错居”，（32）说的就是编制上的参错。 小规模集中编伍显然有便于控制的考虑，但与明初军事形势相比，战争的需求更为重要。因此，归附人以所部小规模编伍自相统属，便于作战时充分发挥其骑射优势，是利用与控制相得益彰。 永乐之后继续沿用太祖集中安置归附人的做法，但因内迁人性质以及局势与洪武朝完全不同，故而集中安置的特点和作用天壤有别。如内迁女真首领，集中居住辽东开原城内，专设安乐、自在州管辖。知州管抚辑事务，州民（女真达官）则自相统属，各生安聚；鞑靼归附人安置卫所，或集中锦衣卫镇抚司下，或各依首领由卫所带管，不以百户、总旗的规模制约。女真的安置已有研究，在此捡两例鞑靼归附人实例说明如下： 永乐四年（1371）达官柴苦木帖木儿（后名柴永正）率家属部众百余口来归，（33）后辗转移居保定左卫。据《保定左卫选簿》其众世有柴永正及其后代管领，正德时在七辈都指挥佥事柴镗管下。（34） 定州卫安置归附人最多，且不止一部人口。其中广义伯吴管者（35）部众即安置在此，正统时由其子广义伯吴玘管领。又据正统十四年（1449）一条史料指明，定州卫达官作乱时，英宗曾向广义伯吴玘、指挥使王贵诚和吴信子英降敕：令各向“所管达官户下人丁，宣谕朝廷大法”，（36）约束所管部属。据此，定州卫除吴玘部众，还有达官指挥使王贵诚及吴英的属众。 与洪武不同，永乐之后的归附人，因带俸“寄住”卫所，故无需考虑人口集中的规模程度。带俸“寄住”卫所，首先是出于优养考虑，但据“时有征讨起以从行，固也赖其用矣”的记载看，（37）集中寄住卫所也是寓养于用。永乐之后的女真及鞑靼归附达官，初从草原、山林中来，性格质朴、骑射娴熟，明廷将之安置辽东和北京一带，虽然优其无赋无役，但每有战役必征调从行；达官因优养之恩也愿报效朝廷，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编外之伍。成祖的五出三犁，宣宗的亲征和英宗的土木之役中，都有达军为利器。明中后期，卫所军队日渐腐败，“夷寇所畏者惟汉达官军”，（38）达军善战的作用更突显出来。 无需讳言，集中居住也有风险。永乐末年，“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入开原者叛入毛怜”，随之而去的“家小军丁男妇共五百余名”；（39）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降人编置京畿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40）天顺朝“曹钦用达军谋叛”（41）等等也都是明证。鉴于此，有关“迁徙其众远居南土”（42）或“配隶军伍之中，制以中国之法……不得群聚一处，坐生其心”（43）的疏奏，也屡屡因事而出，但最终“不足仰动天听”。（44）英宗不因人言纷纷而改变祖宗之法，也颇令人深思。 二、归附人的任用明初“不许番将掌兵，虽卫所亦然”，（45）《弇山堂别集》也载：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掌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46）但所谓“祖宗时”，若指太祖时期还可以，成祖、宣宗时期则由于靖难和北征等役，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明洪武归附人多见有封爵和授任武职掌实权的，然因不知其编入卫所时的身份，遂也不详其封爵和升迁途径。 （一）洪武军籍归附人身份变化和任用 靖难之役是改变洪武军籍归附人身份地位的重要契机。明朝有军功升迁之制，靖难之役是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的夺位之战，因胜败攸乎存亡，故立功升赏格外优渥。凡交锋中能“出敌背杀败贼众”、“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能救援克敌”，“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47）皆受重赏连晋二级。（48） 以金吾右卫中的军籍归附人为例。指挥同知福良先祖锁儿，洪武“三十二年十一月郑村坝奇功”由总旗升副千户；总旗之上应为百户，是越百户升至副千户。又指挥同知李天赐先祖鲁秃，洪武“三十二年……东直门营寨升副千户”。升职前鲁秃只是小旗，因守北平功，由小旗越总旗、百户升至副千户。指挥佥事马镗先祖保保，“洪武三十四年西水寨升副千户，三十五年渡江升金吾右卫指挥佥事”。是先因西水寨功由总旗越升至副千户，后又因攻打南京功，复越正千户级至指挥佥事，两役连升四级。又正千户高铭先祖奴儿丁，“三十四年克彰德府奇功”，由小旗径升试百户，“三十五年克金川门”复越百户、副千户至青州卫正千户，两年由小旗越次五级至正千户。（49）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洪武三十五年是靖难之役攻取南京的最后阶段，金吾右卫归附人先祖于此年立功晋升的记录最多。《金吾右卫选簿》军籍归附官员资料完整的有105人，其中三十五年立功升迁的有69人，占到近七成。且此年升迁不惟定制，“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50）指挥同知简铎、指挥佥事马镗、正千户张平、署指挥使戚世宰、指挥同知田济民、指挥同知宣秉彝等人的先祖，皆依情势“钦令”升迁。（51）同年正月，李远率轻骑八百破敌万余。朱棣下令“前锋交战都指挥下及军校皆升一级”，（52）是集体升迁。能弃甲来归者亦与升授。三十五年六月，靖难军与长江守军开战，海船将士皆解甲释胄来降，“人升二级”。（53） 可见，无论参战早晚，奉天征讨4年间（1399-1402年），都是卫所旗军改变地位的时机，金吾右卫军籍归附官员几乎都是在奉天战役中改变身份的。如表2中“奉天征讨”栏。 依表2所见，奉天征讨4年间，通过战功最高有升至都司职级者（正二品至正三品），比例虽然仅2%，但它昭示通过战功可以跻身武官最高行列的真实性。此外，近82%的人通过立功，晋升至卫和所级（正三品至从五品）。诚如前述，这些人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皆由军卒--小旗--总旗--百户（试百户）--正千户（副千户）--指挥佥事--指挥同知--指挥使一步步累功而至，无其他捷径可图。只因奉天之役于成祖命运攸关，故每每以奖赏激励。而达官达军勇敢善骑战，故能屡立奇功，这才有4年累升数级的状况。相信金吾右卫的归附人绝非特例，推及北平都司参与战役的其他卫所，立功晋升的情况出入不会太大。 永乐北征也是契机之一。朱棣登位后，五出三犁征伐迤北，北平一带卫所始终是其主力军。故如表2“永乐北征”一栏显示，再经永乐历次北征，金吾右卫归附人在靖难升迁基础上再立战功，晋升到都司和卫职者（正二至从三品武官），几近一半，若扩及千户职者，则更多达89%。 正统、成化和弘治期间战役仍然不断，因皆以斩首论功，获功不易，骤升或连升数级的情况遂不多见。就选簿所见，洪武归附人后代的官职，多为承袭第一二辈始祖所得。故而可以说，永乐时期是洪武归附人由军卒跻身武官行列的重要转折时期。归附人能从卫所底层的军卒升为武官，缘于明前期军功制度行之有效赏罚公平，并非有什么例外的政策。军籍归附人不只上述有成就的，在这些武官的后面，还有更多未能改变命运，或在频繁战争中因伤亡，后代仍处于卫所最底层的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