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礼堂，男，1963年生，湖北大悟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正，男，1973年生，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清代道光朝著名文臣、两江总督、湖南人陶澍说：“汉魏以来，襄、郑一带衣冠极盛，近则文风首推武、汉、黄三属，而安陆、荆州、德安、沔阳次之，襄阳远不逮矣。”①陶公目光犀利，所论湖北人文的发展大势不差，只不过他所说的“近”不够明确，是宋、元，还是明、清？尤其是把“武昌府”、“汉阳府”排在“黄州府”之前，不知出自何种标准？若论朱明王朝，则黄州府的人口数、进士人数、书院数以及《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著作人数等各项指标均居湖北省第一位，尤其是明代黄州府弦歌不绝，一流大师云集，思想学术领一时之风骚。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在明代却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对这种人文气象形成的文化生态的探讨，无论是对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下的文化建设都意义重大。 一、明代黄州府的人文气象略探明代的湖北是继先秦、两汉三国之后人文历史的又一高峰，故汉阳徐澄宇为《湖北诗征征诗启》云：“朱明代兴，文风大振。诗言四派，楚居其三。”②荆州、襄阳和黄州府曾经是湖北人文发展史上的三大重镇。具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荆州附近的郢。……从汉代开始，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从明代开始，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就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荆州府、襄阳府在省内仍属发达地区，但其领先和重心的地位已经丧失，退居到次要地位。”③据张建民研究，“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11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其次为武昌府232人；荆州府190人；承天府147人；德安府108人；襄阳府68人；汉阳府43人；郧阳府10人。”④ 如果说科举最高级别的进士还不能完全代表人才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化石的古籍和文化结晶体的著作是有说服力的。据《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湖北古代著述人物表》统计，有明一代可考的湖北各州府的著作数量为：黄州府406人，武昌府185人，荆州府164人，德安府90人，直隶安陆州75人，直隶沔阳州51人，汉阳府42人，襄阳府33人，郧阳府7人。故嘉靖乙未进士王廷瞻在《黄州府志后序》中说：“夫黄，在楚称巨郡。而文献尤甲诸郡。”又说：“黄既为楚巨郡，声名文物，又与海内大区相比数。”⑤声名文物之盛又以思想学术为标高，“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文艺思想、科技思想以及社会风尚等精神文化的诸多侧面，往往杂糅于学术著作之中，因此，我们把思想学术史作为狭义文化史的主干看待”⑥。而哲学又执思想学术之牛耳，“宋明哲学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⑦而成就李贽的正是黄州府的山水与人文，“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⑧一个外乡人客居黄安、麻城达十七、八年之久。其间以开风气之先“必自楚人始”自信的公安三袁、状元焦竑、汪可受、周柳塘等纷纷前往麻城，砥砺学问，激扬文字，黄州府成为人文荟萃之中心，李贽与耿定向的每一次论争，朝野侧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李贽在黄安、麻城的惊世骇俗之论是明代科技与人文的双子星座。 二、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文化生态根基（一）湖广行省地缘政治结构的流变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⑨这是清人顾祖禹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论述湖广之形胜，但巧合的是荆州、襄阳、武昌历史上都曾经是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地缘政治结构关系紧密，“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缘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西周到北宋，中央政府主要建在北方，都城主要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荆州和襄阳得此地缘之利，“盖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11）故江陵和襄阳在元代以前曾是湖北的行政中心，宋代以后鄂州（今武昌）地位上升，成为湖北的重心，但其行政中心的地位并未确立。到了元代鄂州成为湖广行省的治所，鄂州才全面确立大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1281年，原来迁移至湖南潭州的湖广行省治所又迁回鄂州，于是鄂州正式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后又改为武昌府。这样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505年）起，郢（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被称为江陵）作为楚国都城，在近一千八百年的时间里，湖北的行政中心在江陵和襄阳，黄州府远离湖北的行政中心。宋元之世，蕲、黄二州分治，宋代蕲州、黄州属淮南西路，其治所在寿州，今安徽凤台；元代蕲州路、黄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其治所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宋元二世蕲黄均处于所在省的偏远地带，远离其行政中心，故王葆心说：“宋、元之交，吾蕲黄以边儌，文化榛芜。”（12） 朱明代兴，湖广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昌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州府毗邻武昌，一变其两千年来的不利地位，获得区位优势。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政府将蕲州归属黄州府，实现了“蕲黄合一”，标志着自东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以来近千年两州分治局面的结束。受此地缘政治和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黄州府文化勃兴。从先秦至清康熙之世，黄州府古籍见之于《四库全书》的有40人的著作，其中最早的在唐代，乃贞元间蕲州人卢储，绝句两首；宋代有7人；其余均为明清之人，且有明一代共23人，尤其是出现了享誉全国的一流大学者，如医药学家李时珍，理学家顾问、顾阙，竟陵派代表作家刘侗等。哲学大师黄冈人熊十力在《问津学会启》中总结道：“有明心学之兴，黄冈郭氏、黄安耿氏、蕲春顾氏，并为荆楚大师。”（13）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词典》记载，宋元之世，黄州府人物占全省12％，而明、清、民国之世则分别占30％、36％、34％。足见地缘政治与行政区划的产生对区域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 （二）历史积淀是文化复兴的基石 王葆心在总结明代黄州府麻城县的科举之盛时说：“大抵人文科目、衣冠之兴衰，存乎一时之风气，如齐、鲁，如洛、闽，皆以地望表学术；次则搢绅科第，亦乘地望。”又说：“故风气之开，必积久乃成，成后亦可积久不灭；其灭也，必有种种摧败之方”（14）。这说明人文重镇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必积久乃成，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说，黄州府历史上的居民多为少数民族。远古时期，三苗是也；夏商周时期，越楚争锋；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五水蛮强大滋生（15）。相对而言蛮民文明进化较迟，故鄂东地域民风彪悍，而学风稀薄。晚唐大诗人杜牧为黄州刺史时尚感叹：“黄境邻蔡，治出武夫，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16）蕲黄二州为隋伐陈的主战场，对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起了重大作用。伴随着隋文帝平定南陈，居住在蕲黄二州地域的五水蛮同化进程加快，“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17）在同化的过程中，蕲黄二州地域的民情风俗在悄悄发生改变，蕲春“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18）以平陈为界，蕲黄二州风俗大变，实乃文治教化之功。隋唐之世，天下重归一统，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文化，至杜牧为黄州刺史时，蕲黄二州地域已没有汉、蛮之别了，“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遗风，今尽华俗。”（19）自杜牧守黄州，天地灵气。气节文章开始照临本邦，诚如陆游云：“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20）自唐历宋而至明，名儒硕彦，文采风流。道光癸卯举人、刑部郎中邓琛在《光绪黄州府志序》中总结道：“自宋王元之、苏子瞻二公气节文章照临此邦，山川亦勃发其清淑之气，笃生俊哲。自是以还，理学名儒，文采经济，史不绝书。见于明史者五十三人，文物声名，遂为楚中之冠。”（21）由此可见，杜牧、王禹偁和苏东坡三位客籍名宦是黄州文化的播种者、传承者和奠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