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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克锋（1961-），男，陕西富平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戴季陶是一个在学界颇多争议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时仅仅20周岁。关于戴季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①相对而言，关于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同情、参与和反思三个层面，对戴季陶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以拓展对其思想及实践的认识。 一、中国同盟会的同路人戴季陶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同路人，主要是指其1905年留学日本到1911年下半年加入同盟会这段时间。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戴季陶只有14周岁，在当时的留学生中也只能算是小弟弟。《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对于发展会员没有明确的年龄标准，只是这样规定：“凡愿入本会者，须遵守本会定章，立盟书，交入会捐一元，发给会员凭据。”但参照后来公布的《同盟会公开时代之章程》第五条之规定：“凡中国人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赞同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者，得为本会会员。”②通过前后比较发现，同盟会成立时，对发展会员还是有年龄限制的，其条件就是“成年”。因此，按照这个条件，14岁的戴季陶是不符合入会要求的。俞尉刚在《戴季陶与同盟会》一文中，围绕前人对戴季陶何时加入同盟会的诸种说法做了详细考辨，否定了戴季陶1909年、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说法，认为“戴季陶大约是1911年下半年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的”。③对此，我没有异议。而且，翻阅戴季陶后来撰写的回忆母亲的《黄太夫人哀启》，也明确有“避难南洋，入同盟会”的语句。④ 戴季陶尽管参加同盟会比较晚，但他本人与同盟会的历史渊源还是比较深的。十四五岁的戴季陶，时常参加或旁听同盟会的会议，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抱有敬仰、同情和理解，可以说是同盟会的童子军。对此，后来戴季陶多次回忆说：“回想本人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东京同盟会成立的时候，那时本人还是一个十余岁的小孩子，自不敢说从此就认识总理。不过看见总理对同盟会同志的演说，知道总理是一个革命家，想到总理一定是很伟大的”。⑤“记得从前我们革命党在东京开会，那时我才十五岁，坐在下面静听先进者的伟论。当时有一位感情不知几何热烈的同志，在那儿演说。那时他演说的情形，我现在还记得清楚。他从下面一跳跳到台上，大声三呼：杀，杀，杀！于是全场的感情都紧张起来，同呼杀杀不止！他的革命的感情，可说热烈至极了”。⑥“在同盟会时代，总理经年在外奔走革命，本人很少有见到总理的机会。总理的家属是住在南洋的槟榔屿，他的两位小姐，每天从我学习两点钟的国文，我虽然常常到他的家里去，可是总理居留在南洋的时候很少，没有同我在南洋晤谈过，因此这时本人对于总理还不大认识。”⑦俞尉刚在《戴季陶与同盟会》中指出：“从《戴季陶集》来看，最早发表的是1909年12月到1910年3月的《宪法纲要》，而最早论及同盟会的文字当是1912年4月25日发表的《天仇之泪》。在这以前有不少谈论政党和批判康、梁及同志会的文字，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而此后在关于责任内阁等问题的文字中多次论及同盟会，强调了同盟会的重要性和无奈的现实状态。”⑧这段话中，讲戴季陶的政论“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的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随后的一句话“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我却不能苟同。我们知道，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是个反对清朝的秘密组织，一直是清朝统治者镇压的对象。戴季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同盟会成为公开组织之前，戴季陶不提同盟会的事，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革命组织都是一种保护，合情合理。 1909年结束留学，回国谋职，在苏州的江苏地方自治公所担任教习，讲授法学。此时，国内立宪运动持续高涨，戴季陶也一度热衷于讨论立宪问题，撰写了《宪法纲要》、《法学通论》及大量社评，对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寄予希望。有学者指出：“戴氏在此时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模糊的，相对倾向于君主立宪。”⑨1909年11月，由于人事变动与官场恶习，戴季陶被迫离开苏州，前往上海，开始供职于新闻媒体，特别是在担任《天铎报》主笔期间，戴季陶以其犀利的文笔，敏锐的思想，深邃的洞察力，对上至满清王朝，下至国民劣根性，均做了比较透彻的剖析与批判，展现了戴季陶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追求。 其一，介绍西方近代文化，倡导思想自由。戴季陶留学日本的目的之一，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最大的希望，我们最出劲干的，就是要想把欧洲的文化全部运输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⑩因此，戴季陶充分利用媒体，介绍和宣传西方近代思想，以启迪国民，唤醒民众。在《人道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政府主义之神髓》等论文中，戴季陶对这几种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西方思潮给予高度评价。关于人道主义，他说：“人道者，仁道也，爱人之谓人，即爱人之道而已。人道主义四字，今之政治家望而疾走，一若言及人道，则绝对反抗政府者。夫人道主义诚与政府为敌，然所反对者，野蛮之政府也。苟政府而亦以仁为心，爱民如一，则人道主义且欢迎之不暇，又何反对之。”（11）关于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凡以上所举富者贵者之跋扈，君主政府之专横，贵族大臣之骄奢，皆于社会主义昌明后可以除之。”（12）戴季陶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也。凡为人类，凡为组织社会之一分，苟尚有半点良心者，其对于社会主义无不赞同之”。（13）关于无政府主义，戴季陶指出：“无政府主义则唱人道之真平等真自由者也。盖政府存在一日，则恶政府一日不灭。”“其反对者，非无道之政府，则恶劣之官吏，再不然则横暴之资本家也。”（14）在《今年逝世之两大伟人》中，戴季陶对托尔斯泰、南丁格尔给予崇高敬意。他说：“托尔斯泰者，世界之大父也。其心性则慈善，其宗旨则纯正，其人格则高尚，其主张则自由平等，至于文章才华犹余事也。世界人士受先生感化者，不知几万万人。以俄国政府之专横，亦且重之敬之。大哉先生，美哉先生，而竟逝世，吾为世界人士痛哭之不置也。南丁格尔女士者，世界之大母也。人格、心性、宗旨、主张，与托尔斯泰先生同一慈善纯正高尚自由平等也。自女士发起红十字会而后，各国军人其受赐岂浅鲜哉！以‘天使’呼之，诚至当也。大哉女士，美哉女士，而竟逝世，吾亦为世界人士痛哭之不置也。”（15）戴季陶对西方近代思潮的介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党人在思想理论宣传上的不足。 其二，激烈抨击满清王朝，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戴季陶指出：“二十世纪之国家，人民的国家也。二十世纪之政治，人民的政治也。二十世纪之法律，人民的法律也。故共和政治为最进化之政治，而自治制度为最进化之制度。”（16）按照这个新标准，清朝专制政府已经失去了统治资格，其执政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戴季陶认为，从1910年开始，清政府已经面临全面危机，内忧外患，朝不保夕。他说：“列强环伺，土地日削，国权日堕，危殆险迫如垒卵之今日乎？英兵则进据片马，俄则行遣军使于吾国，日本则耽耽逐逐，欲遂其东进西进南进北进之心已久，法则指戈而北之志愈坚。此外患也。亲贵专横，民贼猖獗，人民之自由日夺，社会之秩序愈紊。此内忧也”。（17）因此，戴季陶将清政府定位为恶政府，警告国民不要对此存有幻想。他说“今日之政府，恶劣专横之政府也。其对内也，手段极其恶辣，限制极其严密。而对于外人，则除退让断送之外，无他术。”（18）戴季陶又说：“吾国今日之现状，自政府以至于人民，腐败堕落极矣。”（19）失望、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