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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盟会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戴季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同盟会者，中国之革命党也。在共和未成，同盟会未改为政党之前，同盟会所守之主义，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而已。中国之革命，由于政治不良而生，而最能引起一般人民革命之思潮，即种族问题。是故中国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复’，此二字实吾国革命史最特色之一也。又进政治革命，废君主而为共和，是亦主义贯通之一事实也。又进则社会革命，此即改为中华民国同盟会一政党后，所以执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也。”（44） 但对于革命胜利后的同盟会，戴季陶对其表示失望和不满。他说“天仇前十日尚作箴政党之文矣。嗟乎，孰意可悲可哭之事，竟有甚于前日之所言者乎？昨日之同盟会上海机关部成立会，其现状若何？身临会场者，未尝不为同盟会哭，为中国政党哭，并为中国哭也。天仇同盟会人也，然为同盟会之前途、中国政党之前途及中国国民之前途计，殊有不能己于言者。夫同盟会者，非人人知其为中华民国开国之唯一政党乎？其现状胡为若是之可悲也？且政党所以谋政见统一，即所以谋国民进行一致。此一小部分中之分子，犹不能统一，且不能求一小时一刻一分之统一，则所谋全国统一，求国利民福者果何在哉？”（45）关于会场的混乱状况，戴季陶用其记者的视角，作了极为生动的现场报道：“始也，无明白之宣布，是办事人无秩序也；既则已经明白宣示，而众人全不能了解，是会员无秩序也。名称问题，一言可决者也，而彼此争持；争之不已，继以骂詈嘲笑，会场秩序遂至大乱。悲观者怆然去之，其留者，立者立，坐者坐，喁喁私语者，垂头丧气者，哑然独笑者，纷杂错乱，不可名状。”（46）如此现状，只有让戴季陶“欲哭之而无泪”了。对于同盟会一盘散沙的历史原因，戴季陶作了分析。他说：“当组织之初，总理之任人，既未免失之轻，而愿任事者之自信，亦未免太过，能任事者，则又放弃其责，致组织之初即不周密，会场主持更无条理，分子不健全为根本问题，而会场秩序所以紊乱，吾殊不能为执事者谅也。”（47）在戴季陶看来，一个政党内部尚且不能统一，还谈什么世界统一、国家统一，以此资格去提倡主义，不过幻想罢了。因此，戴季陶对新旧政党均表示失望。他说：“今一党之一部分且不能统一，所谓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者，亦幻想而已矣。夫新组织之党，吾已深具悲观，而旧有之党更足令吾痛哭。”（48） 1912年6月，因为袁世凯专断及政党政争，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对此，戴季陶连续发表政论，反对混合内阁，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完成政治转型。戴季陶认为，唐绍仪内阁垮台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政见分歧，实质上是党争所致。他说：“唐之为总理也，共和党中人极力欲推翻之。夫欲推翻唐绍仪一人，在事实本可不必十分研究。独怪所以欲推翻之者，其主张并不因唐之政见如何，亦不因唐之政策及手段与共和党反对否，不过以唐为同盟会员，遂非推翻之不可。此为可怪耳。天仇亦曾著论斥唐之非矣，然天仇之所以斥之者，盖天仇对于政治上之意见，以为国家危急之时，不可借款，条件失败，不可借款，无统筹全局之明细预算，尤不可借款。熊希龄所为，正举吾之政见而反之。而熊之所以如是者，唐实尸其咎。故唐虽为同盟会之重要人物，而天仇不私为之辩护者也。至若不问其政见之若何，熊希龄为共和党中人，则非运动之为总理不可，唐绍仪为同盟会中人，则非反对之排斥之不可，徒为一人一党之荣辱，而置国家于不问，嗟乎！”（49）戴季陶将此次共和党倒阁行为称为“政海之恶潮”，是完全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大局的自杀举动。他指出：“比日以来，共和党之报纸，反对同盟会益烈，言论态度，一若发狂。盖其意，则唐之去，尽全力以反对同盟会，惟欲使同盟会失败而已，国家之存亡不顾也，则所谓外交问题也，边防问题也，工商问题也，军事问题也，更置之不顾也。嗟乎！吾不知以国家政治为前提之政党，其行为之卑劣，道德之堕落，何竟若是。虽然，同盟会之价值，不必因共和党之攻击而遂丧失也，共和党之价值，更不必因攻击同盟会而遂增加也。国事危矣，外人之侵略，以及我之腹心矣，一旦国亡家破，共和党人亦为奴隶而已。”（50）政党倾轧造成政局不稳，国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生的中华民国迟迟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险象环生。对此，戴季陶表现出无限担忧。他说：“唐绍仪出京后，北京之政界，竟成一纷乱之世界，而国家亦遂陷入无政府之状况。”“嗟乎！时局危急矣。满蒙之亡，既在旦夕，疆藏之危，即在目前，而山东之德，云南之英，固日伺可乘之机而肆其侵略手段也。”“中国当贫弱危亡之秋，再使农荒其田，商荒其业，全国之大乱立起矣。且外人之承认问题，所以不能即见诸事实者，盖见我之政府，我之国会，皆在未定。前三日外电亦谓外人俟中国国会开后，始行承认民国。则当此临时政府期内，若不急图政府之健全，促国会之成立，恐未承认而干涉至矣。”“嗟乎！中华民国可以亡矣。”（51）戴季陶如此激烈批评共和党人，目的是捍卫新生的中华民国，在舆论上澄清对同盟会的各种妄评，用心良苦。 1912年5月，参议院议决国会应采用两院制，定名为众议院与参议院。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组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在宋教仁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开始全力投入议会竞选。对此，戴季陶给予认同，并予以高度评价。戴季陶认为，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由君主专制向民主立宪政治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必然会产生进步与保守两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大致而言，主张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人与主张社会主义的激进党人形成进步阵营，主张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者形成保守阵营。“为民主立宪政治而争战者，至今固甚占势力。而为君主专制而争战者，亦甚欲维持其势力。”（52）进步与保守势力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进步势力要战胜保守势力，必须发展和扩展其阵线，同盟会联合其他政党组建为国民党，便是进步力量大联合的展示。戴季陶说：“当此时也，进步派之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53）戴季陶指出，国民党是中国进步力量的结合，其具有的“猛勇精进”的精神，将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选择国民党，中国就有复兴的希望；选择共和党，中国可能就面临亡国危险。他说：“‘国民党’三字，今则不过初在北京扬呱呱之第一声，其结合之程度，以及将来之发展如何，皆在未知之数。惟吾人自思想上、历史上观察之，则国民党所以成立者，盖进步之国民所结合也。夫今后中国之国力，日进月步，非为最大速度之猛进不可，而一般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社会事业上，非以猛勇精进之毅力以维持之不可。不进则退，不强则亡，敷衍旧日之行动，运用旧日之人才，以维持现状，为永久之计划，是终非计也。故今日勿论彼共和党之主张若何，党纲若何，党德若何，而以时势论，亦绝不能使今日之中国日趋于强盛，即彼保守之性，已足亡中国而有余。此吾所以深望进步之国民结合大政团，以猛勇精进之精神，抗委靡腐败之国家也。”（54）戴季陶对国民党寄予很大期望，“今首倡革命终成大果之同盟会，既与其他拥护共和之党派相提携，而组织国民党，则回思革命失败之原因实况，再不能容此辈守旧之人物，专制之习气，存留于政治界、事业界。以猛进精进之精神，造成进步之国民的国家，而图中华民国政治上、道德上、科学上、思想上之发达，是即中华民国前途之大幸也。”（55） 其三，抨击袁世凯。袁世凯作为辛亥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当事人：清朝政府危机时刻任命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首位正式大总统，其政治角色的突然互换，一直到现在也是学者不断述说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不论是说他窃取革命果实也好，还是说他出任大总统是历史的选择也罢，那都是事后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还是把镜头移到历史现场，通过戴季陶的眼光，仔细考察一下戴季陶笔下的袁世凯。粗略翻阅戴季陶文集，我们发现，从袁世凯上台伊始，戴季陶就连续发表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讨袁世凯》、《袁世凯专横无道》等文章，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做了系统揭露和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袁世凯背离民意，肆意打压、排斥和残害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内阁组建上，对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出尔反尔，以工商、农林等“于重要国权无甚关系之位置”安排革命党人。戴季陶指出：“袁氏既电孙总统慰留黄兴，又使唐绍仪面留，措辞恳切，木石生感，经几次磋商，黄兴始允继任。及唐电告袁氏，袁忽反悔，谓陆军非段祺瑞不可，不然，彼则辞总统之职。前后判若两人，显系另具野心，故意要挟。盖恐陆军之权，操诸民党，将有不利于彼也。”“且对于革命中健全分子，置之又恐民党反对，用之又恐阻其私图，故仅以工商、农林等，于重要国权无甚关系之位置，令民党中有声望者居之，用心之狡而险，尽已至己。谭人凤宿学名士，向称刚直，又负时望，仅位以粤汉路督办，此尤险狠之最者。就此种种观之，袁世凯之用心，盖昭然若揭矣。”（56）张振武为武昌首义之元勋，威胁到黎元洪的地位。黎元洪利用袁世凯各省指派两名代表到北京开会的名义，与袁世凯秘密合谋杀害了张振武与方维。对此卑劣行径，戴季陶予以揭露。他说：“袁世凯利用此机会，既可以多杀革命健儿，又可借以买黎元洪之欢心，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张、方遂于此袁、黎阴谋之中，不知不觉而丧其生命矣。张、方之被杀也，袁世凯与黎元洪谋杀之也。义愤所激，全国忿痛，以软弱无能之参议院，亦愤激而欲提出弹劾案。”（57）戴季陶指出，“张振武固无政治上犯罪之证据，而袁世凯之杀之也，则有政治上之意思。盖不容革命起义者之再为政治活动而已”。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袁世凯残害革命党人、消灭潜在政敌的龌龊心态。戴季陶强调，袁世凯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民国法律，属于犯罪。他说：“袁世凯之行为，非特违法，破坏法律也，破坏约法也”。“袁氏之行为既为侵害国宪，即为犯叛逆罪之一项，即所谓破坏宪法之罪也，是即叛逆也”。（58）1913年3月，国民党灵魂人物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即便遇害人宋教仁在弥留之际还对袁世凯抱有期望，社会舆论要么将此事归结于党派政争，要么认为是南北政见分歧所致。对此，戴季陶旗帜鲜明，明确提出这是“专制与共和之激战”，矛头直指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他说：“今日者，中国之政治上人物，乃为穷凶极恶之杀人犯，政府之机要机关，乃为穷凶极恶之杀人机关，是满政府不过腐败，而现政府乃残酷无人道，天理绝灭，纲维沦亡，法律政治，悉为乌有。”（59）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戴季陶愤而指出：“此次刺杀宋先生者，并非专为杀宋先生也，实杀欲巩固中华民国者耳……刺杀宋先生之案，非南北意见冲突也，非真政党之政见冲突也，专制与共和之激战而已，破坏共和之先声而已”。（60）戴季陶论说犀利，思想深邃，点到了袁世凯的要害及“宋案”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