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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挽救统治危机，从1906年起实施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1909年到1911年恰好是这一运动的高涨期。对此，戴季陶敏锐地观察到，清政府所谓的改革，纯粹是缓解统治危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想彻底完成政治转型，实行民主立宪政治。因此，戴季陶对清政府的立宪做了系统批评。如实行官制改革，就变相为给官员涨工资。他说：“改革官制之举将行，而加增官俸之说遂炽。呜呼！今日之政治，其一举一动未有不先以皇室亲贵官吏为前提者。皇室之经费如何也，亲贵之权利如何也，旗民之生计如何也，官吏之俸禄几何也，人民未受新政之半点利益，而实际上之负担则不知加增几许。未有改革政治之说以前，政府犹畏人以聚敛奢侈病民等词责之也，而今则侈口于泰西之政治，于是专制之政体益固矣。悲哉！”（20）戴季陶指出，清政府所导演的立宪，完全是一场愚弄人民的骗局。他说：“庚戌（1911年）之政府，皇族专横之政府也。数年来，朝廷日以立宪召国民，人民以朝廷以至诚待人也，亦无不以至诚报之。然孰意‘立宪’二字，实政府愚民之手段耳。自调合满汉之说起，朝廷谕旨皆以‘不分畛域，汉满并用’，为言实则畛域之见日甚一日，不惟私于满人，且私于亲贵。枢政要津，无不以近支王公贝子贝勒任之。军机也，陆军也，海军也，内政也，外交也，其权同归于皇族。王子王孙充满朝局，不问其智识如何，学术如何，经历如何，年岁如何，苟为竹圆一业即可专揽大政。资政院者，国民议会之基础也。而其议长之位亦委之，于贝子。嗟乎！皇族神圣，小民蝼蚁；皇族万岁，小民万死；皇族万能，小民鹿豕。吾不禁为吾侪小民哭矣。”（21）1911年5月，责任内阁宣布组成，总共13个国务大臣中，皇族占了9位。被人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其实，早在四个月前的1911年1月18日，戴季陶就写了《皇族内阁》一文，早已作出了“将来之内阁，皇族内阁”如此精确的预言。他说：“组织内阁之议定自朝廷，组织内阁之实发诸皇族。此外之大员，绝无可作总理大臣之希望也。此外之自命政治家者，更绝无可作各部大臣之希望也。享此特权者，皇族而已。故吾敢绝言之曰：将来之内阁，皇族内阁也。”（22）对于预备立宪机构、未来国会--资政院，戴季陶通过对议员之知识、议员之政党、议员之良心等的分析，同样表示悲观失望。他说：“今日之资政院，其于人民有害而无利也。以人民之脂膏而供此辈自私自利之民贼，且从而刮剔之，冠裳倒置，不亦悲乎！”（23） 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积极赞赏并参与了清末君主立宪运动。对此，戴季陶予以抨击。他说“康有为、梁启超辈人格之卑劣，全国人士所共知也。议员等不惟不排斥，且从而欢迎之，假名为‘开党禁’。夫康有为、梁启超辈政纲何在耶？既无政纲，则必不能谓为政党。”（24）在《哭庚戌》一文中，戴季陶将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称为“旧民贼”，将孙洪伊、易宗夔、雷奋等人叫做“新民贼”，一一予以讽刺、臭骂。他说：“康有为、梁启超、杨度、顾鳌等旧民贼而复活于庚戌年者也。康梁之罪，吾已屡次笔诛之，其罪恶已大曝于天下。稍有人心者，无不洞烛其奸。杨度亦数年前之自命志士者也，今则以一四品京堂数百薪资，竟甘愿自卖其身于专制政府之下，而更俨然自得。吾国今日政府愚弄人民之罪恶，杨度教之者十七八。”“孙洪伊、易宗夔、雷奋、王敬芳等新出现于运动界之民贼也。……雷奋、易宗夔等以人民代表之议员，而甘为诸民贼作嫁，借资政院之名附会卖国奴，而孙洪伊、王敬芳等更狼狈为奸，不顾国民之生死存亡，惟求个人之富贵利禄，致无知愚氓惑于伪语，认仇作父，于庚戌国民史中存一大污点”。（25）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保皇会的政纲及其活动，戴季陶也予以批评，认为其并没有崇高的政治追求，只是欺骗而已。他说：“康有为、梁启超等无所谓宗旨也，无所谓学问也，其言其行，诈欺而已，其目的金钱而已”，最终得出了“康、梁者，大骗子也”的结论。（26）在此，戴季陶将政见分歧者视为“大骗子”、“狗彘不食之人”，扬言要“食其肉寝其皮”（27），属于愤激偏颇之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值得我们省思。但从当时的特定时代分析，却表现了戴季陶鲜明的不妥协的革命立场。 其三，鼓动革命，主张通过武力推翻满清王朝。君主立宪道路既然不通，革命自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戴季陶利用国内媒体呼吁革命，将海外革命的声音传播到国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条件及戴季陶个人的因素，这种鼓动革命的声音还是比较微弱的，比起当年邹容的《革命军》来，有不少距离。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戴季陶预言“政府党与人民必有血肉之激战”。他说：“今后之国民幸福，绝非可以平和而得，政府党与人民必有血肉之激战。渐进而中立观望者亦渐知人民之天职而反对政府，又渐而政府党中有以天良发现而反对政府者有之，有势力不敌而依附人民者有之。而兹而后，恶劣政府之生命绝矣。”（28）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末日快到了。因此，戴季陶号召民众以“热血黑铁”的暴力方式，推翻清朝统治。他说：“今则政府之心毕现于二十三日之上谕矣，国民若尚有一线之血气未死，而欲享自由之幸福乎，唯热血黑铁而已”。“当此之时，吾民之急宜注意、急当奋兴者，武力之奋斗而已矣，强硬之反抗而已矣。”（29）1911年初，戴季陶则明确发出了辛亥革命的呼吁。他说：“辛亥年者，皇族与平民激战之好时期也。”（30）号召人民在辛亥年发动革命，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总体来看，戴季陶虽然不是同盟会员，没有带上革命者的标签或符号，但他的言论，却无疑代表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追求。在理想和追求上，他已经与同盟会员高度契合，融为一体。从形式上看，他固然不是一个革命党人，但从内容上看，他早已超越改良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戴季陶对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批判，对君主立宪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批判，敏锐预见并较早嘲讽“皇族内阁”，以及他对清末君主立宪运动“名虽立宪，实则专制”的精辟概括，（31）无不显示出他那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二、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戴季陶因为在《天铎报》激烈反满的思想言论，触怒了两江总督张人骏，面临被拘捕的危险。为了躲避拘捕，戴季陶不得已远避南洋。在槟榔屿，戴季陶参与主办《光华日报》，全力鼓吹革命。1911年下半年加入同盟会，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参与反清革命大业。1911年4月28日到1912年3月28日历时11个月的时间，是戴季陶思想言论的一个空白期。在唐文权、桑兵编辑的《戴季陶集1909－1920》一书中，这段时间没有任何戴季陶的文字。于是，戴季陶在南洋的活动、言论以及何时加入同盟会，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武昌起义发生后，戴季陶回国投身革命。戴季陶参与辛亥革命的具体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次：参加武汉保卫战和攻打招商局的战斗；参与了上海光复的筹划和行动；秘密潜入大连，筹划和组织了东北光复，革命党人蓝天蔚就任关外大都督后，戴季陶被委任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这个职务，也是时年20周岁的戴季陶在辛亥革命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因此，后来戴季陶在回忆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主要强调了他参与东北光复的经历。戴季陶回忆说：“直到辛亥年阴历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我才由南洋动身到东三省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文字生涯，直接接受总理的命令，从事于革命工作。”（32）随后，南北和议成功举行，中华民国建立。戴季陶的主要工作回到老本行。1912年3月，戴季陶与周浩在上海共办《民权报》，以“为本党宣传革命主义”为宗旨，激烈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鼓吹继续革命，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上层知识分子普遍喜欢阅读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民立报》，“但一般革命热情较高的读者和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都欢迎《民权报》”。（33）总的来看，戴季陶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不是在军事及武力反清方面，而主要表现在舆论宣传和时政评论上。下面对此作一梳理和分析。 其一，议会政治与民主选举。南北新旧政治势力相互妥协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中隐含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在以孙中山为首的新的政治势力看来，建立中华民国，就必须实行以议会为主导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共和政治替代君主统治，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在以袁世凯为首的旧的政治势力看来，建立中华民国，只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更替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共和，都不过是形式与幌子，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是强人政治或权威政治，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缺乏基础和土壤。因此，在民国初年，两派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产生了激烈争论。革命派主张实行内阁制，目的是防止总统专权；袁世凯等主张实行总统制，要求议会依附总统，行政优先立法。对此，当时讨论极为热烈。戴季陶从革命者的立场出发，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实行一院制，现任官员不得担任议员。他说：“国会者，人民之发言及监督政府机关，而国家之立法机关也。故若不认国家之成立，由于民意，则亦己耳。若此论不能摇动，则国会之必非由纯民意组织而成者，必不能有国会之价值。且国会所以与行政机关并立，而行政官所以不能作议员者，其根据即在此。盖议会纯为代表人民之机关，议员纯为人民之代理者，其间决不带政府之臭味也。若其界限不明，则与政府机关之报纸舆论，实同一价值也。故主张一院制，实为根本上立论。今目中国，吾人所以主张一院制者，盖不欲于国民议会中再生一阶级。”（34）一院制即参议院，前提必须是“国民之正式选举”。他说：“以法理及办法论之，唯有先由各省全部改选议员，另组织新省议会，再由省议会互选议员，组织国会，然后国会之价值定，人民之公意合，庶稍有裨于共和前途，始能与共和之义符。”（35）戴季陶认为，成立国会是解决国政的前提条件。他说：“国会不成立，则国政无解决之一日”。（36）在此，戴季陶不断呼吁通过选举产生国会。他指出：“立宪政体之精神，无论为君主，为共和，莫不在于选举。故国会即为国家之精神，地方议会即为地方之精神。无完全之国会，则其国必为专制，无完全之地方议会，则其地方必为专制。若徒冒共和之名，而不实行正式选举，则较君主立宪之国，尚且不及，遑言共和？故今日而欲争理政务，使一切行政事宜，皆归于理，以洗旧日专制之毒，则非全国改弦更张，以组织正式之民选议会不可。”（37）因此，在国会没有产生之前，戴季陶不遗余力地鼓吹选举，认为如果解决了政治架构问题，不但能够调动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其他诸如财政、军政、外交、内治等问题也能得到有效解决。他说：“虽然，今日之参议院，其形式上固立于立法之置位者也，则要求速议决选举法，而正式宣布之，而国会，而省会，而县会，皆一律组织完全，人们早一日实行选举，则对于国家之责任心，可日增高度。国家有正式之立法机关，则国家之组织，始可称完备。中央政府及各省之行政官厅，有监督之机关，则职权可易归统一，而后财政问题也，军政问题也，外交问题也，内治问题台也，始可相率就绪。”（38）戴季陶总结说：“由是观之，财政问题，为目前救亡之一大问题，而选举问题，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根本上之问题。此二问题不解决，则一切问题，皆无从着手也。”（39）在权力架构上，戴季陶认为国会应该超过总统，总统不能有解散国会之权力，而应该受国会约束，“宁可议院专制”，“绝不能仍总统专制”。他说：“且此次《约法》所以不认大总统有解散参议院之权者，盖以吾国共和制度新立，国基未固，若与大总统以过大之权，恐且有野心家利用之，以帝制自为。今日吾国之状态，宁可议院专制，使法制有可改良之极，决不能仍总统专制，启后世专横之祸。”（40）戴季陶指出，实行政党政治是解决中国危亡的唯一途径。他说：“故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41）议会政治、政党内阁是民主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态度决定了其政治倾向。 其二，剖析同盟会。在戴季陶看来，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政见与政纲。通过认同相同的主义、政见和政纲，进而组成一个强大的团体，充分利用议会这个政治平台，阐发自己的主义、政见和政纲，使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说：“政党以政治为前提，即以政见相结合。故政党者，党于主义，党于政纲，而非党于人也。主义之发生也，每渊源于学说。而学说之发生也，更不能离乎事实。故政党之主义，即由政治上之经过或社会之研究而来者。主义既定，乃有政纲。政纲者，施其主义于政治上之纲要也。政纲既定，政策乃生。政策者，准据其主义，实行其政纲于政治上之方策也。”（42）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政党。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政党。一种是：“能于一切政治上之设施，细心研究而熟筹之，定公正之政纲，为健全之进行，则国民因政党诸公促进之力，获美善之法律政治，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另一种是：“徒结虚名之团体，图党员之增多，而略于促进政治之方策，坐令政治上之实权实力，悉归诸野心家，或无政治能力者之手，将来之政治法律，仍腐败如曩者，而国民亦徒得共和之美名，受专制之实祸”。（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