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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袁世凯培植党羽，结党营私，意欲帝制。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戴季陶多次指斥袁世凯“意欲帝制”，是最早指出袁世凯有复辟帝制野心的人。1912年4月26日，戴季陶在《讨袁世凯》一文中指出：“袁氏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61）同年7月27日，在《兵力专制中之政海潮》一文中，围绕段祺瑞即将出任第三任总理，戴季陶指出：“斯说出后，袁党之报纸，遂发解散参议院及总统集权之说。以此数者齐观之，则袁氏之欲为皇帝，及专制党之欲拥袁世凯为皇帝，其机盖已迫矣。”（62）同年8月7日，在《什么民国》一文中，戴季陶指出：“以民国之公仆而曰‘钦差大臣’，对于袁世凯之命令而曰‘恩命’，曰‘钦命’，是以袁世凯为皇帝也。而袁世凯前此之命令，且大赞扬之，是深喜倪嗣冲之能拥之为皇帝也。嗟乎！袁世凯之欲作皇帝，及其狐群狗党之欲拥之为皇帝也明矣。”（63）袁世凯培植党羽，网络势力，为日后复辟帝制作人事布局。对此，戴季陶一一举例罗列之。比如，“张作霖为胡匪中之著恶，残杀民党，虐害地方，国民之公敌，人道之蟊贼也。且私结外人，潜通宗社党。五色旗下，宁能容此辈暴贼横行无忌耶？袁世凯乃任其坐拥重兵，肆杀民党，作宗社党之伥灵，为外国人之鸇獭，是与借刀杀人何异？”（64）又如，“周自齐之为人，何如柏文蔚，而袁畀以鲁都督；赵尔巽残杀民党，私通满逋，卖国虐民，无所不至，而袁任之；赵秉钧捕杀民党，反对革命之事，尽人皆知，而谓为有功民国。”（65）再如，“陈璧之卑劣，人所共知者也，其反对革命之事，故无论已。当满清时代，犹且以贪婪卖国而黜职。民国成立，不杀之已属宽宥，而袁乃欲援为心腹。”（66）戴季陶严正指出，袁世凯的一系列举动，严重违反中华民国法律，包藏祸心已经昭然若揭，其阴谋野心一旦得逞，人民将会再次堕入专制深渊。他说：“袁氏遂一人之私，以各省都督之位置，为安置私人之地，公然任命都督。夫由民选而后加总统委任，已与中华共和国之性质悖谬，而况纯以一人私意，任一人所私之私人。即舍法理而言事实，所委任之人能合民意犹可也，其所任用之人固无一人能合民意，且皆为国民罪人。苟放任之而不问，则将来各省都督，皆为其爪牙，一旦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其专制手腕，则各省都督皆其心腹，吾民之死命遂为袁世凯所制矣。故袁世凯之任用各省都督，与满清设各省驻防之意，实无以异。”（67） 面对袁世凯不断蚕食革命果实，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的举动，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之前，基本上持隐忍、妥协、退让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袁世凯的反动。对此，作为革命派中为数不多的强硬者代表，戴季陶表示了极大遗憾。他在《呜呼维持大局》一文中，对于革命党人从武昌起义到“宋案”发生之间一系列的退让作了清理。如对南北议和中袁世凯的武力紧逼，革命党人没有以兵力制约之，理由是“维持大局”；在组建第二届临时政府中，袁世凯一意孤行，打着“钦命全权”的旗号，自行任命总理，革命党人没有坚持原则，理由也是“维持大局”；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中华民国本应建都南京，袁世凯理应赴南京就职，但因为袁世凯发动兵变，革命党人对此姑息容忍，理由又是“维持大局”；对于陆军总长一职，本来应该由革命党领袖黄兴出任，但袁世凯出尔反尔，最后由其心腹段祺瑞担纲，“显系深具野心”，但革命党人没有奋起抗争，理由同样是“维持大局”；围绕内阁人选，袁世凯公然指派段祺瑞率军警到参议院，并扬言解散参议院的举动，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明明知道袁世凯违法，却一味因循退缩，予以通过，理由又是“维持大局”；袁世凯与黎元洪密谋勾结，联合枪杀了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革命党人空前义愤，但却没有实行反击，仅以一质问了之，理由还是“维持大局”。戴季陶指出：“共和国之大关键，即为民权。维持民权，乃真为维持大局。二年以来，民党诸志士，一一助长民贼，反自解曰：维持大局。嗟乎！大局果能维持乎？今日者，政府竟同谋杀我国民矣。一误不堪再误，吾敢一语断之曰：中华民国之局，非民贼破坏之，‘维持大局’之志士以姑息破坏之也。吾国民其醒矣。民贼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宁；民权一日不张，大局一日不固。除民贼以张民权，此则维持大局之善策也，舍此惟自尽耳。”（68） 戴季陶主张通过武力消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民贼，并不是在“宋案”发生之后。戴季陶一直坚持武力反袁的立场，并矢志不移。早在1912年4月，戴季陶就发出了除掉袁世凯的呼吁。他说：“吾民苟欲维持中华民国之国体，欲保全中华民国之存在，则袁氏不除，终不能达其目的。嗟乎，吾绝于袁氏矣。非吾绝之也，袁氏自绝于吾民，吾亦国民之一，欲不绝之而不能也。夫革命方成，人心未死，苟中华民国之男儿，尚有血性，则罪大恶极之袁世凯，岂忍听其专横乎？”（69）同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醒目位置发表《杀》讨贼檄文，公开鼓动枪杀袁世凯。“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弥无穷之后患，智也。”（70）戴季陶因此招致祸端，被捕入狱。戴季陶这种言论，尽管有过于激烈的非理性成分，但却充分表现了他那彻底革命和不与专制势力作妥协的大无畏的勇猛精神，应该站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予以肯定。 三、辛亥革命的反思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当事者或亲历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思和检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7年之后撰写《孙文学说》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把败因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党内高层干部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实际。孙中山说：“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第二，自认德才不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他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第三，深刻的思想根源，即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他指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71）孙中山以革命家、战略家的胸怀与智慧去分析辛亥革命的败因，给我们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很大启示。 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一直在做着反省与检讨，其“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癸丑革命的真失败”的论点很有新意。（72）戴季陶的检讨与反省，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辛亥革命发生于公历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因此，戴季陶最初是将辛亥革命称之为“八一九革命”。戴季陶指出，这次革命只是形式上获得成功，但实质上却失败了，所以他后来把它称为“假成功”。他说：“则知八月十九日革命所以起，亦知八月十九日革命之所以形式上成功，而实质上失败”。（73）在戴季陶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传统的革命思想。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渊源在传统经典《周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易》之《革卦》所演绎出的“夫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早已深入人心。戴季陶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首先强调尊君，即服从英明的君王，但是，在尊君的同时，又倡导反抗暴君。后者显然是讲革命的合法性。他说：“吾国本为君主之国，故尊君思想为国民之一历史的思想。然对尊君有一限界，此限界为何？即反抗暴君之思想是也。故古来学者之主张，以为君不可弑，而一夫则可诛，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此盖举尊君思想与革命思想之限界而明白申论之者也。后世行革命者，恒借据于汤武，盖为此也。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其根本思想之一，亦出于此。”（74）其次，攘夷思想，即传统民族意识。这种思想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民对于其民族，恒具一自尊自爱之念，而对于他民族，则恒存一同仇敌忾之心”，成为“吾国民爱国心之原素”之一，具体到中国历史，“孔子作《春秋》亦严华夏之辨，而史家著书，胡、元不列于正统也。满清以东胡民族入主中华，吾民族对之，常存一非我族类之心”。（75）辛亥革命志士很自然地把此历史遗产作为其革命的思想渊源。“最近革命运动之起也，其鼓吹革命之论著，以及革命军屡次之文告，皆由攘夷思想所蕴藉而成者，占最多数，而明末遗民所著之《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更为运动革命之利器。虽满清之据吾国也久，人民敌忾之心已渐消失，然而读是书者未尝不恍然自觉，革命党以三民主义为本旨，而民族主义居其第一，亦以此也”。（76）再次，近代欧洲思想。近代欧洲民权思想、法国革命与北美独立深刻地影响了辛亥革命。戴季陶指出：“自西力东渐，而欧洲之思想，亦随国力以侵入焉。最有力者，则为民权自由之思想，而最引起青年国民思想上之丕变者，则法国革命、北美独立之二大事实。青年之留学于外国者，与居国内而读西籍者，未有不受此思潮之感化，卢梭、孟笛斯鸠之说，尤风靡一时，改革政治之风潮，乃一起而不可遏。故凡稍受欧洲思潮之感化者，其论政治必以民权自由为归，特主张民权自由者之中，其程度有不同，故派别遂各异耳。”（77）中国传统革命、攘夷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权自由思想共同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戴季陶说：“主张革命者于旧时固有之革命思想及攘夷思想外，复受近世民权主义社会主义之陶融，故主张革命不仅革除满洲皇统为足，且于革除满洲皇统之外，以实行民权主义之政治，图谋社会主义之幸福为归著焉。”（78）对于中外思想来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戴季陶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相对而言，近代欧洲民权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表面上汹涌澎湃，实质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中国固有的革命与攘夷思想。戴季陶说：“在八月十九日革命以前，鼓吹革命与实行革命者，其脑筋中之热潮，恒以‘民族’二字为发动之先锋，多数国民即不知民权自由与乎社会主义之实质为何，而一闻及革命排满，则数千年历史的遗传之思想，油然发露，而不暇问及革命之实质。革命党亦以一提倡攘夷主义与历史上之革命主义，则多数国民已心喻三千余年历史之程序而赞成革命，亦毋庸极力解说革命之实质。于是民权自由与乎社会主义之理转晦，而历史的旧思潮反占势力于国民之脑中。八月十九日之革命，所以形式上造成共和立宪国，而实质上乃否，最大原因，厥在乎此”。（79）另外，外力入侵激发了此次革命。戴季陶说：“以上所论，盖自思想上论明革命思想之渊源者，此外更有一最大之事实上原因，实使吾国不能不图改革者，则外力之侵入是也。”（80）戴季陶用其精练笔墨描述了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外来压迫之后指出：“由是观之，则革命思想上之原因，由于上所述之三端，而事实上之动机，实起于外力之侵入。”（81）戴季陶最后总结说：“是以论八月十九日之革命，不能独就一方面观察，有历史上思想上之远因，有内乱外患之近因，交相逼迫，而后乃成，徒指一点，以概全局，终有武断之诮也”。（82）戴季陶从历史、文化及现实等维度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深刻透彻，鞭辟入里，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