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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二年（842年）四月二十三日，杜牧从京城由比部员外郎外放黄州，直至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离任。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卷5载：“杜牧，大和间为黄州刺史。有才名，多奇节，吏民怀服之。有诗见艺文。”杜牧守黄州乃黄州之幸，人民之福。当时的黄州还只是一个“户不满三万，税钱才三万贯”（22）的下等州。杜牧出生于关中大族、文化世家，其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三朝宰相，作为文化世家的传人，杜牧曾自豪的说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23）杜牧本人才华横溢，其诗与李商隐并成为“小李杜”，尤以“七绝”见长。其作于黄州任上的怀古咏史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仅开创了咏黄州赤壁之先河，而且给黄州赤壁注入金石之声，堂堂剑气，一扫晚唐诗风的靡靡之音，绮靡之气，在峻拔峭健之中，不失风华流美之致，其豪情与才气挥洒在黄州的山水之间。让黄州吏民怀服的不仅仅是诗文，而且还有一个为政者的人格魅力，“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24）作为一个文化巨子，杜牧对推行文治教化表现了高度的自信与自觉，“止一县宰，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风。”（25）在某种意义上，杜牧是黄州文化的播种者，因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落后地区的发展则更加与某些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唐代江南、岭南等一些文化后发地区，其文化发展主要依靠先进文化的持续输入。文化输入的途径，除了民间的渠道之外，官方教化则更为重要。”（26） 如果说杜牧来黄州是自我放逐的话，王禹偁则是被动选择，所幸的是他“不以谪为患”（27），而是把自己融进黄州雄奇的山川之中，“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从而开创了中国贬谪文学的新纪元，一种“忘却忧患得失的超迈人生态度”，表现出“劲健高旷”的旷达情怀（28），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听泉》）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屡遭贬谪却愈挫愈奋的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对黄州士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巨大。 王禹偁可以说是黄州文化的传承者，作为宋初散文革新的先导者，他在《送孙何序》中说：“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29）主张文章：“传道而明心。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30）明确提出要以韩愈为师，强调以学问入文，文章以气为助，这是宋代诗文革新理论的先声。这些文章革新理论，直到咸平二年（999年）三月二十七日赴黄州就任刺史以后，通过自己的诗文创作得以实现，尤以《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传诵千古，既有古文的畅达疏朗之美，又不失骈体的对称与铿锵。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影响巨大。从对黄州学子的影响来看，更是不可估量，王禹偁不仅把当时最新的诗文革新理论带到黄州，而且通过诗文创作为黄州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样板。不仅如此，王禹偁冒着触犯神灵的风险，重修文宣王庙，在黄州人民的心中重建精神的殿堂，黄州学子终于有了自己学习的场所，对推动黄州的文教事业功德无量。然天妒英才，咸平四年（1001年）王禹偁改任蕲州刺史月余就“托体同山阿”，卒年48岁。“子规啼月小楼西”。他的精魂与功业永远留在黄州，他也赢得“王黄州”之誉，个中缘由，诚如苏轼所说“夫贤人君子，天之所以遗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独私以为宠，岂其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也欤？抑二公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31）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2）而苏东坡正是赵宋文化的集中代表者，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能多见的。”（33）苏东坡是黄州文化的奠基者，他对黄州人文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具体而言，一是自苏子瞻谪居黄州，宋代一流文人和学者云集黄州，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江西诗派鼻祖的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柯山张耒。二是黄州本土文人学者第一次崛起，“近世以诗得名，自言傅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34）就籍贯而言，江西籍十一人，居第一，湖北籍六人，居第二，而这六人中五人是黄州府，即潘大临、潘大观、夏倪、林敏功、林敏修。三是大大普及了儒佛道三教文化，黄州人下层人士之中创造性人才井喷。东坡是文化的化身，佛心道骨，兼儒家济世之志，在黄州的山水间一路行来一路歌，与各色人等交朋友，尤其是与黄州下层人士的交往，大大触发了这些“身为下贱”之人的创造之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35）名医庞安常就是其中之人。庞安常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文化修养极高，颖悟异常，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不书数字，辄深了人意。予戏之曰：‘予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36）又如江西诗派骨干成员，黄州诗人潘大临，隐居武昌樊口，沽酒为生，东坡居黄，收为门人，与东坡诗酒唱和，一日诗人谢无逸寄信潘大临，索其新作，大临回复道：“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37）异人并不一定是身居高位之人，但往往是创造性人才，是人间难得之士。四是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黄州赤壁文化”，正如鄂东文史专家余彦文先生在《黄州赤壁文化》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黄州赤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雅文化的典范，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精华。”自东坡以后，黄州赤壁由“周郎赤壁”向“东坡赤壁”的转变，实现了“周郎事功”向“东坡文章”的飞跃。 经历唐宋元三世之积淀，至朱明之世，黄州府文化世家大兴，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大兴之标志。据《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统计，湖北湖南有74家“文化世家”，其中湖北省有32家，而黄州府有15家，居第一，而这15家中，除了黄冈潘氏世家是宋代以外，其余十四家均为明清以后。明代黄州府著名的文化世家有蕲州的顾（顾问、顾阙）、冯（冯天驭）、郝（郝守正）、李（时珍）蕲州四大家和黄安-麻城的耿、梅、刘、李、田五大名门望族。关于文化世家对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先生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38）诚哉，斯言！李时珍在医学上所取得伟大成就，个中原因多多，但家学传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蕲州李时珍家族四代行医，其父李言闻自幼饱读诗书，文化功底深厚，中过秀才。李时珍本来按照家族意愿走科举仕途之路，自幼发奋苦读，“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39）。然两次举人考试败北，“诗人不幸医家幸”，从此“李言闻的诊所是李时珍的课堂和实习基地；李言闻的药园是李时珍的实验室；李言闻的著作是李时珍的必备教材；李言闻藏书、与李言闻友善的其他书香门第藏书，是李时珍的图书馆；李言闻、与李言闻相知的饱学之士（如顾问、王世贞）是李时珍的老师和益友。天才成长的这种环境，是李言闻一手营造的。”（40） （三）经济勃兴是人文重镇形成的基础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描述的是宋元时期长江下游之江、浙两省成为国家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41）宋元之世，东南之长江下游平原关乎国家命脉，“粮安则天下安”，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及至明清之世，则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由“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虽不能说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在经济地位上超过了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但至少可以说明两湖平原在明清之世取代太湖平原成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顺利接过江浙的产业转移，湖北自春秋战国的楚国之后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通常的看法认为，战国以后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在中国社会经济天平上无足轻重，唐人即有‘扬一益二’之说。这种陈陈相因的观念，导致后人对湖区平原社会经济研究的误区：偏重于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而对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则相对冷落。”（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