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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和交通条件也是影响两湖经济在全国地位的重要因素。湖北承北启南，联东袂西，处天下之要冲，境内交通线路纵横交错，其中全国性交通大动脉有两条，其一是经荆州襄阳纵贯南北，其二是沿长江横通东西，故东晋习凿齿说：“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43）自春秋战国至六朝，湖北境内的南北交通干线居主导地位，隋唐以后，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宋元之世，长江下游之江浙两省成为全国富裕之地，京师供给主要通过大运河，湖北被甩在这条大动脉之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沉睡千年之后，到明中叶而大放异彩，其标志是“湖广熟，天下足”和汉口的兴盛，这两者之间又互为因果： 中国之地，四通八达，莫若楚也。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郡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44） 这里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诸如两湖土地广袤而肥沃，湖泊众多，双季稻盛行，大量商品粮外输，交通便利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量粮食的剩余和交通便利。而交通之便利得益于汉口码头的兴盛： 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盖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物六百五十一间。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45） 巧合的是“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谣最早见于弘治年间进士湖南郴州人何孟春的《余冬序录》：“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巨，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46）又据张国雄的研究，“湖广熟，天下足”之“湖广”主要由“江汉-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即鄂东南、鄂东北）、湘中丘陵盆地组成。他们不单是几个自然地理区，而且也是两湖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47）而黄州府之黄冈、蕲水、蕲州、广济、黄梅、黄陂之沿江平原均在此经济发达之域。 地处鄂东的黄州府，北倚大别，南带长江，东吐鄱阳，西吞云梦，中由“五水”水系把东北部山区、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分割成众多条块，数以千计的天然湖泊人工湖点缀其间。且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湿，雨热同期，物产丰富。万历《黄冈县志》云：“黄邑南介薮泽，有鱼稻之利；东凭高埠以利麻桑；西临平川以利棉花。俯视仰给，喜喜自足。”明中期的黄州府不仅水稻种植业发达，经济作物麻桑和棉花种植甚广，渔业、纺织业发达。 根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无论《大明一统志》还是《读史方舆纪要》，明中叶时，黄州府的人口为湖广之冠。（48）肇始于北宋，历南宋和元末的两个小高潮，至明洪武年间形成高峰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潮大大促进了黄州府的开发，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垸田技术的推广，至万历年间，黄州府“野无遗土”了。在赋税方面，早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根据税粮的多少，将全国的府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20担以上者为上府，黄州府为上等州府，可见黄州府在明朝初年就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这种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黄州府进士的人数在湖北的所有州府中居第一位，达321人；就时间而言，明朝前期进士人数45人，后期276人，这种变化也与黄州府前后期经济发展程度相颉颃。现根据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的统计列表如下： （四）丰厚的教育文化资源是人文重镇形成最直接的原因 明末崇祯年间人陶晋英居武昌有年，长期在湖南湖北间寻山问水，探寻古迹，其所著《楚书》云：“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飙升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传奇，以旷达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盖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勿论士大夫，即女郎多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49）明代的黄州府人文飙升泉涌，这种人文气象的出现与黄州府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息息相关，正如宋人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所说：“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明代黄州府的学校教育包括官学和私学，且明初政府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思想控制，推行以官学为主的文教政策。早在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就谕中书省臣：“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50）明政府立国子监于南北两处，又令郡县皆立学校，在各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以至出现“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51）朱元璋还大力提倡兴办社学，将社学纳入官学体系，“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52）自杜牧王禹偁守黄州，黄州府历代政绩卓著之官员无不与办教育相关联，正如明代《黄冈重修学记》载：“学校之兴有资于守令，旧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纯仁之在襄邑，皆以能兴学校，崇教化，致民俗，丕变故，声誉显于当时，名闻昭于后世，有不可及也。盖学校风化之源，三纲五常之道，由是而后明；诗书礼乐之教，由是而后行；风俗由是而变；人才由是而出。”（53）地方官员以兴教育为己任，也是黄州府教育发达之原因。在最高统治者的鼓动和地方官员的推动下，明初黄州府官学发达。 私学的主要形式是私塾，在黄州府广大的农村私塾占有绝对地位，是黄州府教育的根基。从私塾的设塾方式来看，有族塾（族馆）、公延馆、专延馆、门馆等；从学生的程度而言，又可分为蒙馆和经馆。但无论哪一种形式，教育经费是发展教育的前提条件。明代黄州府的私塾教育经费主要是通过兴办义庄（义学）和士绅商人捐赠来筹措。明代黄州府的各宗族大多是移民家族，各宗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积极鼓励子弟读书出仕，许多族谱中明确规定，凡不读书、不习礼者，不得参与祭祖；凡科考中试者则给予丰厚的奖励。如蕲春童家畈《童氏宗谱·奖贤》中就规定：“欲振家庭，端培士气，如有入泮给花红三十两。”为了确保教育经费，有的家族甚至把庙产收益也作为兴学之资，如黄冈《谢氏宗谱》卷首下《能跃公传》：“助理宗从，重新古灵梵刹，虽重在供佛，而实则为阖族弟子读书计，故其规模皆校塾也。”在明清时代，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宗族之义学对于普及农村教育，确保寒门俊秀之士子完成学业，进而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实现社会的正常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明代的学校教育均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这种曾经的先进文官选拔制度日渐成为笼牢人才的桎梏，“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读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危，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进而愤然曰：“八股之害等于焚坑，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54）面对科举的腐败，而官学和私学又成为科举的附庸，一批有识之士为天下计，纷纷恢复或创建书院，重新倡导讲学之风，首倡者乃著名学者王阳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阳明主讲白鹿洞书院，黄冈郭氏宗族七世孙郭庆从王阳明学，据《黄冈县志》卷8《人物志·儒林》载：“闻王守仁讲学，徒步往从之三年，得其说。”耿定向亦称赞郭庆说：“为举人时，从文成王（即王阳明）游最久，文成念其笃实，常延为馆师，其所提训者甚悉，具录文成集中。”（55）黄州府毗邻江西九江郡，王学浸染颇深，受此影响，明中叶后书院大兴，其书院总数居湖北全省之冠，现根据蔡志荣《明清湖北书院研究》列表如下（见下页）： 从上表可知，黄州府的书院数在湖北省占第一位与黄州府的进士数一致，也与黄州府在明代前后期进士数同步调，以此观之，教育对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正德（1506－1521年）以后，黄州府的名儒硕彦以书院为阵地，大兴讲学之风。著名理学家、户部尚书黄安人耿定向辞官归隐后，在家乡黄安筑天台书院，主讲程朱理学，名动一时，状元焦竑在《天台书院记》中说：“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肆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56）耿定向与其弟定力、定理以及周思久、周思敬二人在黄安-麻城一带形成黄州府西北部讲学中心。与此同时，以蕲州人理学家顾问、顾阙两兄弟和黄梅人瞿九思，以崇正书院、阳明书院、江汉书院为中心开展活动，形成了以蕲春-黄梅-广济为中心的东南部讲学中心。这两大学术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各个学派之间相互砥砺学问，问难答辩，也吸引了全国一流学者、文人加入其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曾任职于蕲州荆王府，其职务为“荆府纪善”，细细品读《西游记》，就会发现《西游记》中的有些城池物象、地名风俗、方言俚语与蕲州风土人情有相似之处，特别是“《西游记》第八十八回、第八十九回关于玉华王府的章节，则是以荆王府为原型进行创造的。”（57）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应黄安、麻城名士之邀先后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两次到黄安、麻城讲学，主讲《春秋》，深得学子欢迎。此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黄州赤壁、麻城藏书家刘承禧与《金瓶梅》的传播与刊刻、李贽在黄安、麻城对《水浒传》的评点及其《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全卷》传世，足见明代黄州府人文气象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