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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政府制定的官班制既适应门阀士族的要求，也顺应寒士、寒人逐步崛起的社会发展趋势，因而它不但是维护士族利益的有力工具，也为寒庶阶层的入仕与升迁打开了通道，因而它既有凝固性，也具开放型。正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说：梁武帝的改革，“就是要调和贵族制度与官僚主义……他的政策一方面显得贵族气十足，另一方面又带有正面意义的官僚制的色彩，尊重效率，留下发掘和任用有才干者的痕迹”（70）。周一良先生根据《南史·陈庆之传》所言“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提出：“既然寒庶出身而致显达者只此两人。可见寒庶在梁朝没有像宋齐时那样掌握机要，权势惊人。所以《宋书》有《恩幸传》，《南齐书》有《幸臣传》，而《梁书》里却没有相当于此的专传，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71）周先生的这一论断似乎并未揭示出事情的实质。梁朝出身寒庶而贵显者绝不仅此二人。例如，“起自寒贱”的吕僧珍，官至领军将军，“任总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72）。周石珍，“建康之厮隶也，世以贩绢为业”，历官制局监、直阁将军，封南丰县侯；吴郡吴县人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仕至太子右卫率”（73）。因此，《梁书》没有类似《宋书·恩幸传》与《南齐书·幸臣传》的专传，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宋齐两朝没有官班制这样的制度保障，出身寒庶的人仕至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流内官，被认为是凭借皇帝的恩典而被视为不合典制；梁朝官班制允许寒庶人士通过才干政绩在仕途上不断升迁，故他们的发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官班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首要作用是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基本参照体系。其次，它还可以用作朝廷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手段，即“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例如，刘孝绰，“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迁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顷之，迁秘书监”（74）。临贺王指梁武帝六弟临川王萧宏之子萧正德，昭明太子萧统出生之前曾过继梁武帝为子。萧统出生后，萧正德还本。萧正德未能成为皇太子，对梁武帝心怀不满。在宠臣朱异的建议下，梁武帝特封萧正德为临贺郡王，食邑二千户，爵位等级、食邑数量都与皇子相同。因此，临贺王长史的级别等同于皇子府长史，为十班。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与黄门侍郎的班次分别为九、十，尚书吏部郎与秘书监都是十一班。彭城高门刘孝绰文才出众，深受梁武帝赏识，他的降职与晋升都是一个班次，真可谓是平流进取。张缅，“迁御史中丞。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左降黄门郎，兼领先职，俄复为真。缅居宪司，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中大通三年，迁侍中，未拜，卒”（75）。御史中丞为十一班，给事黄门侍郎十班，侍中十二班，而且都为每班的首位，外戚张缅的降职与升迁也都是一个班次。 由于“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所以，朝廷除进黜官员的班次以示奖惩外，还可以通过在同一班内调整其前后位次来实现。“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中书侍郎刘）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迁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76）中书侍郎、尚书左丞与国子博士分别位居九班的三位、一位与四位。因此，刘显由中书侍郎“迁尚书左丞”，实际并未晋升班次，而仅是在同班前进了两个位次；他由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则属于由清转浊的贬黜。左民尚书到溉，“坐事左迁金紫光禄大夫，俄授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77）。钱大昕指出：“金紫光禄大夫似非左迁之官。”（78）钱大昕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未说明理由，官班制可以为此提供证据。左民尚书是十三班二位，金紫光禄大夫在十四班四位，官班制“以班多者为贵”，到溉既然是“左迁”，所以与官班制抵牾。“金紫光禄大夫”《南史》作“光禄大夫”，它位居十三班六位，这与“左迁”恰好吻合，所以“金紫光禄大夫”应从《南史》作“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侍中与国子祭酒分别位居十二班二位、首位与十三班三位，故到溉由光禄大夫“授散骑常侍”为左迁，由散骑常侍到侍中在同班内前进了一位，由侍中到国子祭酒则晋升了近一班。正因为官员的迁转可以通过在同班内调整其前后位次来实现，所以当时的官员，“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79）。 魏晋以来，随着士族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官班制逐步形成。它在萧梁时期的定型与完备，体现了士族势力的强大与日趋衰落，同时也反映了寒庶势力兴起的社会现实。它随陈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标志着士族政治与法律特权的终结，其遗存形式可能为唐代的散品（80）。 注释： ①[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5页。 ②阎步克：《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以北魏、萧梁官品改革为线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后收入《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旭华：《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后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牟发松：《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金裕哲：《梁武帝天监年间官制改革思想及官僚体制上之新趋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④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引论》，第97～98页。 ⑤岳珂：《愧郯录·官品名意之讹》，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⑥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95页。 ⑦（11）（13）《隋书·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9、738，733、741，741页。 ⑧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卷二二《职官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8、596页。 ⑨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8页。 ⑩《宋书·恩幸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2页。 （12）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98页；[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06页。 （14）[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228页。 （15）[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27～128页。 （16）（19）杨恩玉：《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以流内十八班为中心》，《历史研究》（待刊）。 （17）《通典》卷三五《职官一七》，第959页。 （18）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08～409页。 （20）《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中舍人》，第670页。 （21）《晋书·蔡谟传》，第2034页。 （22）《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第7页。 （23）《通典》卷二三《职官五》，第630页；《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26页。 （24）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198页。 （25）《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第301页。 （26）《通典》卷一九、二○《职官五、六、七》，第992、1005、1008、1034页。 （27）《晋书·刘寔传》，第1192页。 （28）《梁书·裴子野传》，第442页。 （29）《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卷七六《王廙传附弟子彪之传》，第1602、2007页。 （30）《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第1576页。 （3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8页。 （32）徐坚等：《初学记》卷一○《吏部尚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6页。 （33）《魏书·刘昶传》，第1310～1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