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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中央立法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的立法属于上海的地方立法，不仅与中央立法共同构成了那时的法律体系，而且还关系密切。首先，上海华界立法强调、贯彻中央立法。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等以中央的名义制定了法律，这些法律要在全国施行。上海华界根据实施这些法律的需要，专门制定法规，强调中央的规定，以便在本地得到贯彻。关于改用阳历、禁止冒充军人进行勒索等的规定属此类。1912年1月2日的《申报》以“中华民国新纪元”为题，专门登载了沪军都督府根据大总统孙中山的谕令所作出的一个规定：“本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奉大总统孙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一新耳目等因。”然后，再规定在上海华界也同样施用阳历，即“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41）除了贯彻孙中山大总统的谕令外，还有为了执行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规定而制订的规定，禁止冒充军人进行勒索即是如此。1911年11月10日的《民立报》以“查办匪徒”为题，刊载了上海华界相应的规定。此规定开始便说：“中华民国军政府为晓谕事：照得本军政府此次起义，专门革除满清苛政而来，故兵到之处，丝毫无犯。查近有匪徒手缠白布，冒充民国军式样，在民间假名筹饷，恐吓敲诈，大干军律。合行出示晓谕。”接着，上海华界便相应作出了自己的规定：“为此，示仰城厢内外各色人等一律知悉，倘日后再有此等勒索情事，即将其人立拿相送，尽法惩办，以安地方，而甫军纪。”其次，上海华界立法结合上海华界的具体情况，为推进辛亥革命而作出了自己的规定。上海华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为有利于这一革命的顺利进行作出规定并加以执行。这类规定在中央立法中往往找不到对应的内容，明显具有上海华界立法的特殊性。禁止运米出口和私立“邪会”的规定属于此类立法。辛亥革命期间，发现上海的有些奸商私运粮食到外地，即“有嗜利奸商，私运米石出口”。为了避免由此而造成接济敌军的严重后果，沪军都督府作出了严禁米石出口的规定，“照得起义以来，需粮孔亟，深恐奸商运米出口，接济敌军”，故作出规定：“仰各米商及各关口执事人员知悉，此后如有私运米石情事，一经察出，从重惩治，其各自爱。切切特示。”（42）以后，发现上海华界出现了“邪会”，其成员“号召劣徒私立邪会者，放票命名，勾结兵士，蓄意叵测，”“将来蔓延不已，既无以谋治安，更何以论进化。”于是，沪军都督府及时作规定，“爰自今日始，特申严禁，尔军民人等慎毋为劣徒所惑”。如果执迷不悟，“一经觉察，凡名列该会者，本都督唯有按律惩治，决不宽贷”。（43）这些都是结合推进上海辛亥革命而作出的规定，其重要性不可小视。 最后，上海华界立法为中央提供了借鉴。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华界视革命发展的需要，先于中央立法而制订一些规定。以后，这些规定的内容被中央立法所借鉴，中央因此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从时间来看，上海华界的立法在前，中央立法在后。剪辫、禁赌、禁烟等一些规定都是如此。关于剪辫的规定，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第一次作出剪辫的规定是在1911年11月。此月12日的《时报》刊载了上海华界作出的一个剪辫规定，内容是“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中央作出剪辫规定的时间是1912年3月5日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限期剪辫致内务部令》，其主要内容也是要求中国的男性限期剪辫，“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44）这两个规定的主要内容相似，在时间上则相差4个月左右，而且是上海华界立法在前。关于禁赌的规定，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第一次作出禁赌的规定是在1912年2月，此月21日的《民立报》记载了沪军都督府陈都督的一个关于禁止赌博告示，“民国新立，旧染污俗，悉行蠲除”，因此要“严禁赌博”。中央立法禁赌则是在1912年3月5日。此日的《内务部为禁赌呈》宣称：“窃维赌博陋习，最为社会之害，律法在所必禁”。故规定“无论何项赌博，一律禁除”。（45）这两个规定的主要内容也相似，可在时间上则有先后，也是上海华界的在前，中央的在后。关于禁烟的规定。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作出的第一个禁烟规定是在1912年2月。此月22日的《民立报》报道r沪军都督府陈都督的一个禁烟的告示。告示明示，吸食鸦片烟危害很大，故“特布禁令”，“本都督非欲以强迫手段施之同胞，赏（实）欲除恶务尽，不欲留污点以贻民国前途之隐患”。中央立法禁烟则是在1912年3月2日颁行的《临时大总统关于禁烟令》。（46）此令也认为吸食鸦片危害很大，“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因此，“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这个规定的内容同样十分相似，主题也是禁烟，可时间上也存在先后，而且还是上海华界早于中央，其间相差10天左右。可见，那时，上海华界的立法中有些规定，还为中央政府所重视，成为其立法的参考。 注释：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302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95－296页。 ③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④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⑤《中华银行之可信》，《民立报》1911年11月29日。 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16页。 ⑦《缴还枪械者注意》，《时报》1911年11月15日。 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24页。 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64－370页。 ⑩《改易徽号》，《民立报》1911年11月8日。 （1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24页。 （1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77页。 （1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27－328页。 （1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8页。 （1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81页。 （16）《严防匪党》，《民立报》1912年3月7日。 （17）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00－501页。 （1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89页。 （19）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 （20）《米价不可再涨》，《申报》1912年5月24日。 （21）《勒闭妨碍卫生之工厂》，《申报》1912年7月2日。 （2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52页。 （2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46－447页。 （2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8页。 （25）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26）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139页。 （27）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1－101页。 （28）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第690－699页。 （29）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页。 （30）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31）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32）王立民：《上海租界与上海法制现代化》，《法学》2006年第4期。 （33）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4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