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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舆论对“贿选”指控的法律效力由于反直各方提供的“证据”存在上述问题，加上政治、军事等因素作用其间，有关曹锟“贿选”的控告虽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被段祺瑞政府提上议程，并进入刑侦这一司法程序，却始终没有提起公诉，更没有进行法庭审判。就这一点来看，曹锟“贿选”尚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结论，因而曹锟也不是被反直各方以法律武器打倒的。真正推倒曹锟的因素，除了冯玉祥在军事上的倒戈之外，就是舆论。在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报刊提供的“贿选”材料对于时人乃至后来的研究者对事件的判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不妨先考察一下报刊提供的“贿选”材料在各种指控材料中的比例和分量。本文前曾多次提到反直国会议员刘楚湘所著《癸亥政变纪略》，该书曾被章太炎视为能将曹锟“贿选”内幕道尽的可靠实录，其所引证者除反直议员的举证材料外，基本就是报刊的新闻报道。如该书涉及“贿选”控告的第27部分“贿选公行”、第28部分“贿选铁证”、第29部分“贿选告成”，三个部分中除第28部分系单独引证邵瑞彭向京师地检厅的检举信之外，其余两部分的材料基本都是报刊新闻。其具体构成为：第27部分共举证19条材料，其中18条来自《北京报》报道；第29部分共举证5条材料，其中4条来自《北京报》消息，1条来自《字林报》北京通信。（94）被认为最能反映曹锟“贿选”事实的当时当事人的论著尚且如此，其他论著的材料来源不难想见。 然而这种基于新闻报道的控告材料，即便包含了部分真实内容，在法律上也是没有证明效力的。迄今所能看到的有关曹锟“贿选”的新闻报道可谓良莠混杂，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臆断成分过重。新闻报道要求平实客观，好的新闻均能如实记述事实，让事实说话，忌主观臆断，妄下结论。但有关曹锟“贿选”的新闻报道常反其道而行，偏离了新闻报道真实客观的原则。顾维钧说：“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视民主为儿戏的政治局势下，黑白之间本来没有鲜明的界线，但无论如何就这次选举而论，其中掺杂了许多流言、臆测和谣言。”（95）顾氏所言，一语中的。 如《京报》1923年1月20日署名文章称：众院议员昨日竟将阁员中“劣迹昭著”之人尽行通过，显然是“平时受贿之反映”。每月200元津贴，各省议员中不肯受领者，每省不满10人以上，“足证”多数议员皆受贿者。故高凌蔚将张伯烈向其支款等事概行披露，舆论诘问，至再而三，议员竟无出而置辩之人。受贿在法律上为刑事犯罪，议员堕落至于如此，故有昨日投票之结果。（96）这则新闻反映的是众议院通过新内阁成员名单一事。就阁员通过情形而言，所涉事实堪称无误。但作者认为国会“昨日”通过“劣迹昭著”的阁员任命，证明其“平时”便已“受贿”，又将此事与发放津贴联系在一起，以已知未领津贴人数逆推多数议员均已受贿，就明显带有臆断色彩了。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根据报刊消息所作《质问政府书》亦存在同样的倾向。其文曰：近日报载某氏借收买议员名义，中饱秘密运动款甚巨，其首领怒而欲撤其职，乃此事之“明证”。文章称“某氏”以运动议员经费中饱私囊，不直接举证，却以“首领”怒而欲撤其职作为其罪证，这种推理方法，难以成立。尤其偏离客观公允立场的是，文章居然认为：“果事出无因，何转载多日，竟不速行申辩，是默认也。”（97）在法律上，被告有沉默的权利，控告人有举证的义务，作为控告方，自己不举证或检察机关没有举证，已属不作为，却反将当事人的沉默视为“默认”，臆断色彩，一望可知。 报刊对大选出席人数的报道也颇多臆断。10月5日曹锟以法定人数当选总统，《北京报》作了如下报道：选会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590人，但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下午二点半始凑足585人，宣布开会投票。“据个中人言，此番票匦系用复底，‘狸猫换太子’一幕，即在禁止旁听时做手脚。此则以种种反证，似亦有几分可信，特不知局中人亦有以反证其非事实否？”离京议员致马骧书进一步指出：“照议场投票规则，应于投票前，先将票匦向外一照，以示内中无票。是日之会，并未经过此种手续，何也？则以其中已投有票在故也。”文中所谓“票匦系用复底”及投票前未展示票匦的原因在于“其中已投有票在故也”的判断，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明显带有臆断色彩，以至作者言此亦乏底气，故反过来要求受控方“反证其非事实”，而此要求，恰恰证明所言不实。 二是文学色彩太浓。中国近代报人多传统文人出身，很少有人受过正规严格的新闻专业训练，进入报界之后，仍保留有较多文人墨客喜好文饰的特质，其写作新闻报道，唯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每每加以杜撰渲染，让人难辨真伪。 如《字林报》一则北京通信云：据院秘书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20人。大选当日上午，因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大选派遂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98）所谓“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一说，很明显带有为吸引观瞻而设置的文字噱头的特点，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黄色新闻”的特殊旨趣。 《北京报》所载“某记者”对由沪回京之“某议员”的访谈，更是将议员的不要脸刻画到离谱的地步。记者问其回京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骂名？该议员答曰： 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要，而猪仔实不可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为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我等预备金钱一经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迫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耳。 类似刻画投票人厚颜无耻索要钱财的以文学笔调写成的文字，在国外选举中也屡见不鲜。（99）就文学描写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客观事实而言，这类义字的产生反映了选举中存在着舞弊行为，以及人们对近乎腐败的选举文化的极度不满，是有其思想及文学价值的。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因其具有杜撰成分，真假参半，即便是号称“纪实文学”的作品，也未可尽信，尤其不能作为法律证据。同理，新闻如果被写得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就这则“新闻”来看，问题也十分明显：其一，没有明确的记者署名（仅曰“某记者”）；其二，没有可以落实的采访对象（仅曰“某议员”）；其三，渲染色彩过重，使人怀疑姚震说的“设计破坏”是否与此有关。 当时报刊消息不尽可靠，与中国新闻业尚处幼稚发展阶段有关。对此，邵飘萍曾以北京报业为例作过分析，他提示了三点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信息：一是北京报馆通讯社虽多，但有确实基础与言论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属少数。二是政治上每有大问题发生，就有收买舆论的传闻。他认为此类传闻的产生，常使人感觉“收买多数亦属不难”，可谓言论界之奇耻大辱。三是报界发生被金钱收买问题的原因，在于当时尚无真实巩固之同业机关与行业规范。报人少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在缺乏行业规范的情况下，容易受人收买，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设立一个新闻记者同业公会，采用合议制，订立章程，开诚布公，规范同人，使团体永久坚固，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100） 其实，不仅中国人所办报刊存在拜金主义倾向，就连教会及外国人在华所办期刊，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被视为直系将领、后来又对曹锟倒戈相向的冯玉祥就曾与曹锟一道饱受报刊勒索之苦。大选期间他的几则日记对此作了详细记录： 1923年6月3日：中美通讯社（社长克得益，美国人）屡詈曹使，曹患之，每月赠以四百元，骂益甚。曹嘱我与之接洽，自六月一日起，每月改赠八百元，始息骂言。噫！该报馆不啻架曹氏肉票矣。 同年6月11日：同客用饭。谈报载我带兵万人往北京维持秩序，纯系造谣。又上次汉口英文报求我津贴万元，为我鼓吹，只以本军经济奇窘，爱莫能助，婉词谢绝。乃该报不谅苦衷，竟登载我军在京哗变消息。似此拨弄是非，颠倒黑白，以为敲诈之资，可恨亦复可笑……报纸捏造谣言，不值得与较短长。（101）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当时的报业生态并不好，报人的职业操守也存在严重问题。这种状况除了邵飘萍分析的一、三两点原因外，尚与当时报刊大多具有党派或不同国家的背景，不同程度存在《政治生活》批评当时报界状况时指陈的“效忠于一人一姓”的问题有关。（102）当时报道大选消息的国内报刊，几乎都是非直系的刊物，其宣传报道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也就不可避免。曹锟、吴佩孚长于军事，坚持军人的身份认同，于新闻宣传不甚措意，不免让对手在这方面占上风。冯玉祥谓某报社“不啻架曹氏肉票”的记载，足证此点。至于外国（及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除贪恋钱财的“中美通讯社”之外，《顺天时报》有日本人的背景，直系在外交上走的是欧美路线，其对曹锟竞选总统多有微词，亦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有关曹锟“贿选”的消息报道虽铺天盖地，并对舆论导向及人心向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不能（除非有切实的佐证）作为司法证据，据以断谳。 五、余论：“法统”存废的两难选择 1924年10月，仅任职一年的曹锟在与反直“三角同盟”的军事行动中祸起萧墙，遭遇冯玉祥倒戈，成为阶下囚。 曹锟之败，是败在政治上而非法律上。盖直系在先后打倒皖、奉军阀之后，选择的是恢复既有“法统”的政治路线。曹锟打了胜仗不直接秉政，却要恢复“法统”，重建国会，制定宪法，让已经在战争中被打倒的政敌参与国家政治，以选举方式产生国家元首，这无疑是直系在政治上尚未放弃西方路线的反映，但却是其政治运作上的一大败笔。曹锟私下曾多次表示，自己当总统大约比黎元洪强，而不以正道得之，则不为也。（103）在公开场合，曹锟更是多次通电宣布“和平宗旨”，呼吁国人“尊重法治”，“早定宪法，奠安国本”。（104）曹锟如此执着致力于“法统重光”，以至对其倒戈相向的冯玉祥也承认“曹使是光明磊落之人”。（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