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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而外，徽州人每年还有许多其他的信仰活动则是以社坛为中心举行的。如《橙阳散志》记载江村每年有游烛的习俗，也是以社为中心举行的：先是正月“十三四日各祠送灯，张挂社坛，前后位置各有定次，罔或移易”，“十六夜，各祠设大烛二炬，重十余斤不等，以木架烛于上，下笼红纱，作六角灯状，内燃细烛，舁之以行……合村齐集，送入社坛”，可见正是在围绕着社坛的活动中，各宗族之间互相取得了地域上的认同，尽管其范围还是很小的，仅仅为数村，甚或一村。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徽州，血缘认同始终是第一位的，是地缘认同的基础，这在江村游烛中也有反映，即所谓“祠烛外有社公烛、汪公烛、夫人烛，所以奉各神者，悉殿各祠烛之后”[66]，先祠烛，后外神，正体现了宗族势力在徽州无可动摇的地位。不过，正如我们上文多次谈到的，多元性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苏州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而在徽州则始终被压抑着，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在徽州就不存在所谓淫祠及相关的民间信仰活动。这在一些地方志书中得到了反映。如万历《歙志·风土》中便提及当时徽州“淫祀蔓延，各乡赛神”的情况：“正月、三月、四月间则乡人或以马，或以舆奉神出游，旗旄鲜丽，仪卫庄严，已为媚神矣。乃有为珠翠金银之冠，盘龙翥凤之餙，旌幢蔽野，箫鼓连天，彼此争妍，后先相望，则又可诧也。更有降神之人，披发袒膺，持斧自砍，破脑裂胸，溅血数步，名曰降童。”而在明代后期的其它一些方志中同样也有提及。如嘉靖《徽州府志》说“徽之人俗鬼而好祀，亦其弊之渐”[67]，万历《祁门县志》也说到当时徽人“稍信巫鬼，事斋戒”[68]。休宁自明末以来“迎春共戏台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绘彩竞斗，靡丽美观”[69]。 可见，即使在徽州宗族理学观念的掩盖下，民间信仰仍然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潜流，虽隐而不彰，但却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也正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民间信仰整体的多元性。 总之，多元、多神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基本特征。通过对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的比较，我们首先发现，这一特征在两地民间信仰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显示了民间信仰内在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多元性同时又受制于两地不同的社会人文条件，从而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与实践方式。在徽州，由于理学的盛行与家族势力的强大，使得这种多元的特征虽然存在，但却始终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得不到完全的释放；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苏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族势力的削弱，民间信仰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徽州。 同时，数百年来两地民间信仰的变异与传播又告诉我们：民间信仰的多元性是有着不同层次的。第一层次即表现为神的多元性。同样的五通神，在徽州有徽州的神格；在苏州有苏州的神格，在宋代有宋代的神格，在清代则又有清代的神格，也就是说神总是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是与时俱变的。第二层则主要体现为信仰主体--人的多元变异性。同一个神，因着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人心目中自然有着不同的神格，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神灵也会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无论是从作为客体的神来说，还是就作为主体的人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而中国人圆融的精神在此也得到了非常具体、生动的表现。 注释： [1]自然环境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是显见的。王振忠先生在其新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二章《乡土习俗与民间文化》中，就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徽州山地环境对其民间信仰与乡土习俗的影响。而关于自然环境对苏州民间信仰的影响也有学者作过研究，指出直到上世纪30年代，在吴县境内，还有水神38种，共54座祠庙，由此可见水乡环境对当地民间信仰影响之大。参见皇甫志新《吴地水神崇拜》，《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2]道光《徽州府志》卷2《舆地志·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 [3][4]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黄山书社2002年版。 [5]弘治《徽州府志》卷5《祀典》，见《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许承尧：《歙事闲谭》卷8程且硕《春帆纪程》。 [7]《橙阳散志》卷10《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8]《周庄镇志》卷4《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9]邓琳：《虞乡志略》卷8《风俗》，苏州大学图书馆1986年抄本。 [10]《乡志类稿·风俗类六》，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11]《浒墅关志》卷9《庙宇》，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12]顾兆熙：《金阊陈乡贤顾将军祠堂志》（清道光抄本）卷6。 [13]《浏河镇纪略》卷7《古迹》，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14]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5《坛庙》，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15]崇祯《常熟县志》卷3《祀典志》，苏州大学图书馆1986年抄本。 [16]康熙《常熟县志》卷4《祠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17]《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陶氏仪一堂刻本。 [18]万历《常熟私志》卷3《叙俗》，民国瞿氏抄本。 [19]同治《苏州府志》卷3《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0]《相城小志》卷2《寺观祠庙》，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21]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22]光绪《婺源县志》卷32《人物志·义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23]参见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4][25]弘治《徽州府志》卷5《祀典》。 [26]韩森：《变迁之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27]许承尧：《歙事闲谈》卷18《歙风俗礼教考》。 [28]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坛庙》。 [29]嘉庆《绩溪县志》卷7《祀典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30]民国《歙县志》卷2《营建志·秩祀》。 [31]根据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研究，金总管、李王等都是明清时期活跃于江南的神灵，他称之为“江南土神”。具体可参见滨岛敦俊《近代江南海神李王考》（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1997年版）、《明清江南农村的商业化与民间信仰的变质--围绕“总管信仰”》（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近代江南金总管考》（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等论文。 [32]王振忠在前引著作中也曾提及侨居苏州的大阜潘氏在回乡展幕时，要至大阜村口李王庙拈香致敬。见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第199、570页。 [33]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号碑《潘氏助田之碑》。 [34]如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九载：“光福都城隍庙在虎山”，“渎川城隍庙在木渎南街”，“穹窿城隍庙在善人桥镇”，“聚坞城隍庙在潭东”，“阳司城隍庙在姚市后庙下村”等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5]康熙《昆山县志稿》卷6《风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 [36]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7]《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38]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点本，第306页。 [39]弘治《徽州府志》卷5《祀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