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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代末年官员对于救生红船的捐资也越来越多，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就捐养廉银1万两用于打造红船。光绪二十六年，甚至出现了西方官员捐资建造救生红船的事情。《峡江救生船志》卷1《文件》：[29] 查西员募款造红船之说，肇自光绪二十六年冬，瑞生商会轮由宜入川，在归州属崆岭滩失事之后。缘瑞生轮船失事之际，经驻滩红船接救、捞救出力情状以及利益不弟，西人目击，实系身受。比经救出之调赴重庆英领事韦礼敦照会红船尺寸、式样成图，携归外洋表扬。并经立德洋行集募救出之西官西商捐银三百两，经宜昌英领事何兰田先提银二百两，函照在事出力之红船水军到领事署，由该领事按名亲赏。二十七年三月，接韦领事由渝关来函，捐洋银一百元为推广红船之用，托何领事转交并称红船利益及办理妥善情形，已禀国本驻京大臣。 据记载，最初官员还以“凡各国来游者，分应照约保护，万难累及外输款，措词婉谢”，但光绪二十八年后经费紧张，而外员捐款越来越多，还是接收了外员捐款，打造红船6艘（其中1艘名英惠红船）、四板炮船1艘。[30] 总体来看，清代内河救生一开始就是官民共管和官民分管并行，虽然在清代民间捐资在红船的经费来源中并不占主流，但民间慈善救生中善堂和救生会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两湖流域和长江下游的民间救护问题，笔者及杨国安、吴琦、鲜健鹰、范然等的研究也有涉及，但以前对长江上游四川地区民间善堂、救生会参与内河救生由于缺乏资料，一直缺乏研究。而在《清代巴县档案》中正好有有关巴县民间慈善救护的资料，可使我们对重庆巴县的民间救护有所了解，也使我们对整个清代善堂参与内河水上救护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清末光绪年间，由于经济开发，川江航运繁忙，巴县官办为主的救生红船往往力不从心，具体体现在管理失控，经费不济。如《清代巴县档案·光绪朝》5626号档记载： 定例设有救生船只，无如岁领工食无多，不敷口食，兼之船只损坏，无费修补，以至有名无实，甚至船只俱无，工食为书役吞蚀。咸丰、同治年间，蒙前宪台捐廉添设救生船只，光绪七年复蒙前川东道彭在于新厘余款项下拨出银二万五千两，发交当商生息，添设救生船二十只，分拨川东沿河和州县，以息银为工食修费，岁得息银三千两，支用有余。新设之时颇著成效，迄今又逾年久，风闻各属未能一律，有将额设添设各船并为一起，酌留数只者，有将岁领各款统交首事归入民船救生者。深恐日久懈生，视同具文，无船之处固属无所责成，有船之处或岁久失修，或水手不能得力，甚或有乘危图财等弊，殊负添设救生之苦心。 同时，据大量捞浮案例来看，清代长江上游救生体系中的公益性就体现在不针对任何对象，不论是有船主的尸身还是无名浮尸都是公益的，即对有明确船主的失事尸身捞浮也规定不能向船主索取，由政府负责失事船主捞浮费用，所以，才有清政府一再重申“毋得索取”，即不准向船主收费。不过，由于财政紧张，清末滩规往往将纤夫落水打捞费用完全转嫁给船主。据《清代巴县档案·咸丰朝》1061号档案记载，咸丰八年，船户杨永顺就因自己的船失事使江宗义等淹死，自己出钱十千文给杨兴发、江祥泰、苏义顺作为打捞尸身之资。 到光绪元年新公布的《新定滩规》称：[31] 各滩纤夫或因险滑失足或被纤藤弹打落水实在淹毙者，由船户出钱六千四百文给尸亲承领，另备打捞钱二千文交该处水约，务将尸身捞获。具棺殓葬，尸亲愿领者，听其自便。如水约打捞无获，所有棺木钱文并付尸亲收领。其本船自带纤夫并无尸属在场者，亦由船户出钱四千文交地方水约打捞尸身。棺厝标记，此外不得增减分文，亦不得擅将船只阻挡勒索，或地方水约奉行不力，鲸吞钱文，或毁弃尸身，事发治罪。 显然，滩规对纤夫溺水身亡捞获规定与救生红船的规定是不吻合的，因为《峡江救生船志》卷2《章程》明确规定捞浮尸费用是由官府支付的。 可能正是在官府救生红船体系实施中出现诸多问题的背景下，巴县的民间善堂也担负起了内河救生救护之职责。据《清代巴县档案·光绪朝》5632号档案记载： 拯溺堂系光绪九年由本地好善绅矜捐资兴设，专为救生捞溺，并不另设红船，亦不修堂。其法遇有船只倾覆，无论何项船只，皆许赴救。由小甲捞救一命者，给钱一千文；在船上接救者，每名给钱四百文。如船将□岸，在码头撞落水中捞救者，每名给钱五百文。并于沿江分段派人经理，如有救获就近即可给票领钱。议定章程。 禀奉前宪台札饬遵办，初仅设朝天门、南纪门、江北嘴、唐家沱、瓷器口、海棠溪、以溪滩、九龙滩八处码头，每处议定殷实好善绅粮二人，常川经理，遇有失事即招呼船只赴救。并令沿河小甲头各于滩前自帮同照料，年给酬资钱四千文。虽未专设红船，而滩处处有船，一经失事，皆可往救。船户人等又皆趋利若鹜，见溺即救，行之数月，救获之人颇多，较之额设红船似有裨益……国前县因见额设红船例领价银无几，糊口维艰，不特无人在滩住守，即船只亦多朽坏，不堪撑驾，该水手不过按月来县领取工食，徒有虚名，毫无实际。因积弊之难返，思变通而获益。当督该堂首事沿河查看复于原设八处码头之外，新添大河李家沱、铜贯驿、鱼洞溪三处，小河童家溪、土沱、北背梁三处，下河鱼嘴沱、木洞、麻柳嘴三处共计九处码头，一切章程悉旧。因该堂经费不敷，禀明前宪台将年领额设救生船水手年工食钱两全数发交该首事，归并经理，按年报销在案。即此禀明变通办理，裁撤救生船，归并拯溺堂之始。嗣该堂首事因码头□□，稽查难周，弊端易生，复于息银余存项下酌提银式拾两，制造篷舱小船一只，以备首事人等上下往来巡查覆溺救生之用。无事时只雇水手一名，月给火食钱一千五百文。如遇大水有事，再行添雇，兼可遇便拯溺。该委员所称县城对岸乌龟石、大佛寺岩两滩，并无救生船只，有拯溺堂于大水时雇民船一支，督同码头渡船救护，似即指出。伏思川江如带，险滩接踵，卑职上至江津，下至长寿，旁达合州，水程计数百余里，险滩至数拾余处，额设救生船止有五只，不过仅守一隅，未能兼顾全江，况复积习已深，虽有若无。国前县裁撤归并，无非变格求益，期归实际，数年以来，捞救颇多，成效已著，且系□明办理，可否应仍其旧，伏□。宪裁至委员□称，各险滩距市镇辽远，并无渡船或渡船稀少，拯救不及，亦系实情。应否再行筹添船只，以专责成而补不足……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为此，在光绪三十三年，巴县正堂耿葆煃、江北理民府崔□□发出告示，鼓励民船参加救护，由码头首人查验属实后“填明票据，照章领钱”，拯溺堂首事黄金海和廖汝全也专门告示作出“于水中救活一人者给钱一千文，码头援救一人者，赏罚分明钱五百文，船上接救一人者赏钱四百文”的规定。[32]正是由于民间善堂的影响，光绪二十三年“额设大河救生船水手三十名向系申解本年地丁，时请领工食银二百一十六两，嗣因年久船坏，经费虚縻，敝县禀请将公食停止不支，此项银两全数发交渝城拯溺堂首士等作为支发沿河救生之用，所有本年银两敝县尚未征解请领”。[33]看来，清末巴县拯溺堂曾一度完全替代了官办救生红船的职责了。 同时，许多绅粮官吏往往捐资增加红船，如《清代巴县档案·光绪朝》5602号记载了光绪元年教谕龚炜等人募捐银两生息，在城南九龙滩处增设救生红船一只，雇夫2名，“不取分文”救护之事。据《清代巴县档案·光绪朝》5612档记载，光绪九年乡土富豪赵仙洲设立至德堂，捐山田在铜锣峡外设立救生红船。这些举动都得到官府的赞赏，称赞为“善举”。同时，官府大张旗鼓地鼓励民船参加水手救护，所以，光绪年间甚至有人认为巴县救生红船“因系民间渡船代设”。[34] 《清代巴县档案·光绪朝》5604号： 巴县正堂国全衔为示谕，照得县属大小河上下行舟，每遇险滩，时有沉溺之患，额设救生船日久弊生，有名无实。现奉道宪添有救生船四只，只能于著名险滩择要安设。以县属江面之长，险滩之多，当此洪水泛涨，处处皆觉可虞，救生之船既难遍及，惟有许给赏资，劝尔各处船户人等随时用心救护，方足以保民命。为此示仰县属大小两河上下船只及各码头渡夫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凡在河干遇有行舟失事，无论何项船只，均各赴□□□□□□，再救货。如果救得生人上岸，准其投明该处约保，并救获之人来案报明，本县定即从重奖赏。如果捞获被失行李货物，务必全交事主。倘敢忍心害理，坐观成败，或见船只失事不往救护，或先盘财物者，一经县查觉，定即挐案痛惩，笼禁示众，决不稍为宽恕。并著各码头约保人等将此告示随时传述船夫等知悉，俾人人图得奖□□□救护，不负本县拯危救溺之心也。其各遵照毋违。特示。 这里，县堂国璋公开承认“额设救生船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进而公开鼓励民船参加救护，但又对救护中的弊端疑心重重，可以想见清末社会风气对内河救生体系侵蚀的严重，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公益慈善救护的效果。 总的来看，清政府没有完全将长江水上救生推向社会和民间，更没有将之放任成为一种商业救生体系而直接向沉溺者收取救护、打捞费用，显现了清代社会对内河水上救护的重视及对生命和亡灵的敬重。特别是在公益救生中对获救者发给盘缠路费，对沉溺者无偿提供棺木、义地，掩埋加立碑和对无名尸身坟按时祭扫的公益行为，从内河公益救护制度层面上讲，甚至比我们今天还要进步和全面。同时，清代这种制度实施不仅是在长江上游，也不仅是在巴县。清代长江下游京口救生会设立时就规定，对被救人员中无家可归者会中留养，对有家者发给路费，对遇难者打捞尸身，置棺埋殓于义冢之内。[35]长江中游地区的救生红船运行中也时时体现了对溺水者的关怀，如船上专门备有棉衣、生姜、皂角末等，对救起者给予医护和生活关照。对无钱回家者，也按路程发给盘缠，约每百里130文。同样将捞起的尸身分男女埋于义山，立下砖碑、号石，登记公示，以便尸亲来认领。[36]同时，湖北的救生红船还将收瘗功能从内河交通收瘗延伸到水灾后的捞浮收瘗。[37]显然，清代内河救生收瘗的公益性特征在整个长江流域都十分明显。 所以，清代长江水上公益慈善救生制度对于今天的长江流域救生体系的完善也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