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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完善的公益制度在清代积弊丛生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的实施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效果受到较大影响。有的研究者就谈到，长江下游焦山救生局曾一度规定救活1人给赏钱800文，捞尸1具给赏钱1200文，故有人就将能救活之人故意害死，以领取更多的赏钱，[38]显现了社会积弊对制度漏洞的侵蚀。清代巴县的救生制度虽然较完善，但面对社会积弊的影响，也时时受到左右。首先，我们从红船水手禀报案情与县衙上报清册之间的虚差，即可感受清代社会积弊之深和官场生态的潜规则对其影响之大，这在清后期更为明显。至于红船救生中的“藉票需索、迟延”、私刻《滩规书》来“侵冒勒搕之弊”、“遇有客船往来至滩舟覆，袖手旁观，任其沉溺，止捞捡货物，并不抢救人口，所捞货物，私瞒隐匿，不给原主，反而勒索金资赎取”、“坐视不救”、“朦吞工食，暗减不推，每见舟沉救生不至”、“甚至船只俱无工食，为书役吞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气中积弊对先进制度的侵蚀，难怪时人不时感叹“殊日久弊生”、“额设救生船日久弊生，有名无实”。本来民间慈善设立的救生会相对较少功利性，但也有借救生堂会来获取自己利益的行为，如道光年间就有“不肖绅衿谋为董事，侵蚀自饱以致经费不敷，久乃化为乌有”的事情。[39]看来，清代这种进步的公益制度与传统社会积弊之间的博弈，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续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36]杨国安：《救生船局与清代两湖水上救生事业》，《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37]吴琦、鲜健鹰：《清代湖北的救生红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35][38]范然：《镇江救生会始末》，《镇江高专学报》2002年第1期。 [5]祝瑞洪：《京口救生会与镇江义渡局》，《东南文化》2005年第6期。 [6]徐华：《救捞文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年。 [7]罗笏臣：《峡江救生船志》卷1《文件》，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四年线装刻印本。 [8][14]罗笏臣：《峡江救生船志》卷2《章程》，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四年刻本。 [9]王健强：《三峡红船》，傅高矩：《宜昌春秋》，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10][16][20][21][22][23][26][28][39]《明清内阁大库档》，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第013562、043209、062843、101559、177957、004247、121232、004859、207887号。 [11][12]《清代巴县档案·同治朝》997、1001号档。 [13][31][32][33][34]《清代巴县档案·光绪朝》5640、5611、5677、335、5640号档。 [15]《清高宗实录》卷30、卷90。 [17]同治《增修万县志》卷4。 [18]道光《重庆府志·舆地志·山川》。 [19]光绪《巫山县志》卷7。 [24]罗笏臣：《峡江救生船志》，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刻本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行川必要》本。 [25]同治《归州志》卷10。 [27]同治《宜昌府志》卷4。 [29][30]罗笏臣：《峡江救生船志》卷1《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行川必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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