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据说明，英国工业化初期企业家起源的代内流动趋势是以中等阶级内部的水平流动和以小幅度、短距离的向上垂直流动（原本属于底层中等阶级的人成为企业家，进人中等阶级）为主导，但是工业化导致的新经济形式的出现扩大了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和机遇。许多出身熟练工人和底层中等阶级的人抓住机会，甘冒风险，依靠自己的积蓄或借钱，采用新式机械，创办小工厂、作坊，一步步地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企业，这样的事例是非常多的。因此，可以说，从大量企业家出身劳工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和底层中等阶级（这两个群体的差距很小，其界限非常容易跨越，同质性高）这个事实来看，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业化为英国的社会中下层提供了较多大跨度向上垂直流动的机会。
    2.企业家起源研究所揭示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在人类社会中，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先赋性因素，这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如性别、年龄、家庭环境等因素；其二是后致性因素，这是指个人后天的努力和成就等因素。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对这些影响人们社会流动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相关因素（机制）的考察，就是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分析。也可以说，社会流动机制研究关心的是社会个体自己后天获得资源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还是他先天继承的资源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16】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一般都会导致就业空间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机会甚至路径，改变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发挥作用的相对范围和程度，后致性要素逐渐取代先赋性要素，成为决定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工业化是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形成了第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主企业家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这种转变的幅度和特点、揭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新社会阶层形成中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父亲的社会职业地位在各种先赋性因素中最受重视，因为它决定了子女在进入社会时所拥有和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这些社会资源又分为两种：其一是外在继承性资源，如父亲可以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或社会关系，来为后代谋求社会地位，子女可以获得父辈遗留的资产等；其二是内在开发性资源，也指子女自身的人力资源，这主要体现为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和能力的培养，父亲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有利于帮助子女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为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17】
    在对工厂主企业家来源所做的研究中，重视其父辈的职业和社会阶层分布状况，一方面可以考察代际流动的趋势，考察社会流动的开放度；另一方面也能够考察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趋势，考察社会流动的公平度。
    通过对表l的分析，可以发现，父辈属于上等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工业家并不多，绝大部分工业家的父辈属于中等阶级和底层中等阶级。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创业型企业家都来自于社会状况较好家庭，父辈的社会职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对他们的创业和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先赋性因素，父辈的社会职业地位在子女初职地位的获得中具有重要影响。父辈的社会职业地位越高，子女所接受的教育越好；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父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或社会关系，来为后代谋求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社会个体的初职地位是父辈先赋性因素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而社会个体的初职地位也决定了其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点，各种后致性因素都是在这个基点上发挥作用的。
    因此，考察工厂主企业家集团的初职地位，对我们了解先赋性因素在企业家创业中的作用具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例如，在表3中，将那些在分类中属于“直接创建企业者”归人中等阶级的行列，将“作为父亲或亲戚的合伙人或雇工开始工作”一类归人底层中等阶级行列以后，其所从事的第一种职业属于这两个阶层的工业家在两种分类总计中分别有181人和159人，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4.5％（181／243）和85.9％（159／185）。
    这说明，研究对象中的大部分工厂主企业家依靠家庭提供的教育和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在创业之初就占据了较高的起点，先赋性因素在这些工厂主企业家以后的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验证了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如根据安东尼·霍尔对兰开郡纺织业工厂主所做的研究，1850年之前通过“世袭”，也就是通过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父亲或者近亲的企业从而成为工厂主的共有188人，占研究对象总数（351人）的53.6％，而自我创业的“新人”仅有163人，占46.4％。这些“新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斯迈尔斯式”的“自我塑造之人”--出身寒微，创业资金很少，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艰难拼搏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新人”是另一类，是那些具有比较富裕的家庭背景，或者与那些已有成功企业有密切联系的人。【18】
    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工业革命时期影响企业家成长和社会流动的各种要素而言，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和公平性不断增大，但是各种先赋性因素对社会个体的成长、发展仍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产生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大多来自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境较佳、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体制中占据一定优势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