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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民族”概念具有内容的兼容性与内涵的多层次性汉语“民族”概念，首先是指单一民族，如“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兄弟民族”，56个民族即“中华各民族”或“中国各民族”；其次，人们又把56个单一民族的集合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笔者把“中华民族”称之为“复合民族”；⑧再次，人们还往往把民族内部的支系也称之为“民族”，如你到云南石林游览，你问当地的彝族同胞是什么民族，他（她）们可能这样回答：“我们是阿细”、“我们是撒尼”，而“阿细”和“撒尼”均为彝族内部的支系。那么如何理解单一民族、复合民族以及民族支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完全可以用花园、花朵、花瓣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幼儿园的小孩都会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费孝通先生也说：“中华民族将是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⑨另一首歌《爱我中华》则也有“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歌词。民族支系则可视之为花朵上的花瓣，有的民族内部支系少，有的民族内部支系多，就像兰花只有三个花瓣，而菊花、牡丹的花瓣则多达几十个。按照周星先生的观点，单一民族是基本民族单位，复合民族或民族集团则是超越了基本民族单位的宏观民族单位，而民族内部的支系则是组成基本民族单位当中的微观的民族单位。⑩由此出发，我们对民族、民族现象、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当然是以研究单一民族为主，但亦应重视复合民族与民族支系。因为复合民族体现了诸多单一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民族支系则体现了具体的某个单一民族内部的结构及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民族理论界的诸多同仁，长期以来大多只注重研究单一民族，且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问题，而忽略了对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应有的研究。直到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中央“12条”明确指出了“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11）之后，“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即复合民族和单一民族的关系问题才被普遍纳入研究的视野。究其原因，则是过去很多人把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不看做是汉语“民族”概念本义的延伸，而只看作是一种转义，因而才“有人在习惯上”使用，尽管最终约定俗成，但只是特定的政治术语，而不是真正的“民族”，即民族学或民族理论所指的民族。（12）对此，费孝通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强调“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是自在的民族”。（13）对费老的这一观点，笔者完全赞同。 既然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那么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同层次的关系，即复合民族和单一民族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不同层面的关系，即政治层面的民族和文化层面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答案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一文中，作者总结指出：“汉语‘民族’一词所表述的是一大一小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争论双方的失误不仅在于将两个外延和内涵不同的‘民族’概念相互混淆的同时，把外延较小的汉民族概念当作外延较大的中华民族概念来进行讨论”。从以上论述来看，作者非常可贵地认识到了汉语“民族”的多义性，也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症结进行了准确的揭示。但是，作者进一步地指出：“中华民族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构成的民族（nation）。”（14）这种观点，笔者不能苟同。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使人们认为，56个单一民族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民族”，而与政治无关，只有“中华民族”才是国家和政治层面的“民族”。 汉语“民族”这一特定的词汇，就概念的适用而言，其内涵兼容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同层面的诸多内容而不可分割。对此，陈庆德教授指出：“当人们分别以ethnic group和ethnicity对应nation和nationality，力图通过对民族概念进行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划分，来达到对民族存在的客观阐释时，却没有明白‘文化’和‘政治’都是作为民族的社会性发展而存在的”，并且文化和政治在民族中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存在”，因为“民族基本上隐喻着文化和政治的纽带”。（15） 笔者以为，一旦将“民族”概念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割裂开来，以迎合英语相关词汇的相关界定，不仅会丧失了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亦无法从理论上解释以下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 第一，如果说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单一民族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民族，与政治无关，那么应当如何来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如何理解周恩来总理所说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6）单一民族如果只是文化层面的民族（ethnic groups），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岂不是又成了曾经被列宁批判过的由奥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崩德”在100年以前就提倡的“民族文化自治”，又如何来理解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治乱、国家安危、民族兴衰、革命与建设成败，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二，如果说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中华民族，仅仅是国家和政治层面的民族而不涉及文化，那么是不是说只有具体的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存在着各民族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也要改为“弘扬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华裔一旦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成了所在国的公民，是否他们就改变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只保留了对各自原来所属的单一民族的文化认同？事实上，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只可能建立在对汉语“民族”概念心领神会的基础之上，包括了对祖国、故乡的思念，与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感情、传统文化的熏陶、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等诸多内容的综合。 第四，是否只有建立了单一国家的单一民族，如日本才有资格既是“nation”又是“ethnic groups”，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单一民族永远只可能是“ethnic groups”而没有资格成为“nation”？或者说，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的民族，一旦加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则从“nation”降为“ethnic groups”了？而像韩国、朝鲜这样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情况，又作何解释？难道反过来是一个ethnic groups包括了两个nation，而出现层次的颠倒吗？我们又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共同参政议政呢？ 如同马戎教授所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民族’一词，并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17）然而，作为积极倡导使用“族群”概念的学者，在他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一书中，往往用“族群”取代“民族”，不时地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少数族群”；同时，他还提出“nation”一词与汉语的“民族”是最相对应的，民族可以涵盖族群，一个民族可以是若干的族群的组合体。《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一文在“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内涵划分及相互关系的论述上，与马戎教授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因而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汉语“民族”可反映不同阶段、不同形态民族共同体的共性如果说相对于英语中的话语体系的相应词汇和术语，汉语“民族”概念兼容了政治、经济、文化不同层面的内涵，那么相对于俄语中的话语体系的相应词汇和术语，汉语“民族”概念则综合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各种民族共同体的共性。在笔者看来，这既是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更是其优点。 如果说“单一民族”、“复合民族”、“民族支系”的划分是对汉语“民族”概念涵盖面的横向划分，那么所谓的“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的划分，则是对汉语“民族”概念内涵的纵向划分。在经历了俄语“народность”，即所谓的“部族”概念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冲击之后，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很多人都接受了杨堃先生关于“广义的民族”和“狭义的民族”划分的观点，即把氏族、部落、部族、民族都称之为“广义的民族”，而把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视之为“狭义的民族”。或者说，近现代民族是“狭义的民族”，而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近现代民族共同构成“广义的民族”。对此，笔者在20年前的专题文章当中提出不同的观点，并列出图表与杨堃先生的图表进行对照。（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