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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坚持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综上所述，尽管汉语“民族”概念具有含混和模糊的特点而会影响人们对民族共同体、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民族问题的理解，也会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带来沟通的不便。但这一概念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却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综合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形态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与趋向，适应不同学科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需要。具体地说，汉语“民族”概念，既包括了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族，也包括了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既指原生形态的民族，也指次生、再次生乃至多次生形态的民族；主要是指单一民族但也指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既指现代民族，更泛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 由此出发，中国的民族研究应当坚持自己的话语权，从汉语的语境、语义出发，结合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而不应当被他人左右。在这里，笔者非常赞同都永浩同志的观点，“任何西方有关‘民族’的理论都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使用不当还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32） 至于有的学者主张用“族群”取代“民族”，以利于和国外学术界的沟通，对应英语中的相关词汇和术语，笔者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一来，外国的学者可能会大致清楚，但不可能真正明白，而中国的老百姓却被弄糊涂了。既然国外学者都能从实际出发，提出使用汉语拼音“minzu”来进行翻译和交流，充分看到了汉语“民族”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研究的概念，“具有许多不可译的社会文化涵义”。（33）那么，正如郝时远先生所强调：“用‘族群’替代中国各民族及其相关词汇的用法只能产生更多的概念歧义”，因为“将‘族群’概念及其应用泛化于社会群体范围不是本土化，而将‘族群’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和既定的‘民族’也不是本土化”，所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族群’问题研究中的着力点应该是如何将中国本土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让国际学术界知晓、理解，从而实现学术交流的双向互动。而不是世界上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观念的被动接纳，甚至削足适履于自身”。（34）难怪都永浩同志认为“以英文为坐标，修改汉文词汇，实质上是落后国家学者的一种思维模式”。（35） 中国的民族研究当然不能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同样需要积极的对外开放。但吸收国外各门学科学术研究的成果，应当着重于借鉴科学的方法，消化正确的观点，为我所用。而不是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当年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俄文相关概念术语的生搬硬套，不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然而，那毕竟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的往事了。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跳出一个泥潭而又陷入另一片沼泽，自己把自己边缘化。 最后，笔者需要强调的是，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从中国民族研究的基本概念的特点出发，才能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及民族研究的相关学科；只有坚持中国民族研究自己的话语权，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而只有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引下，才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通过民族立法解决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的民族研究走向世界，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民族研究。 注释： ①参见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 ③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6页。 ④参见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⑤这篇文章中指出，“nation”和“ethnic group”“两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它们处于不同的时代”，“而是在它们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即前者的内涵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并且与国家相关，后者则与文化认同相关”；同时又指出，“在中国第一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是由众多的第二层次人们共同体--56个民族（ethnic groups）所构成”。参见叶江：《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⑥郝时远：《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ethnic group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⑦参见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⑧参见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⑩参见周星：《论民族范畴的多义性》，《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11）转引自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2）参见贺国安：《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共同体--兼与何叔涛同志商榷》，《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1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3页。 （14）叶江：《对50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15）陈庆德：《试析民族理念的建构》，《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16）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17）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59页。 （18）参见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1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2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 （21）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22）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23）李红杰：《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24）参见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25）参见何叔涛：《同化、一体化、分化及民族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向--兼谈民族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26）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115-116页。 （27）参见何叔涛：《南诏大理时期的民族共同体与兼收并蓄的白族文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8）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5页。 （29）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3-4页。 （30）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141页。 （31）转引自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23页。 （32）（35）都永浩：《对民族共同体的多维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5期。（33）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64页。 （34）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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