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言
    研究经济史难，尤其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更不知有了多少的困难。经济的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常见在同一的社会里面，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很容易发生误会，错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乌里亚诺夫对于1921年俄罗斯现存现象的经济关系，是这样地划分：
    第一--家长制的农民经济（大部分是自然经济）；
    第二--商品小经济（出卖农产物的农民大多数属于这一类）；
    第三--私经济的资本主义；
    第四--国家资本主义；
    第五--社会主义；
    这可见经济划分的不易，所以我们在一个社会里，绝不能机械地说只有一个单纯的经济关系，而无其他的成分驳杂着。只就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得出研究中国经济史是到了怎样困难的程度。
    “社会史论战”，是中国近来学术界底一桩大事。自从公孙愈之、陶希圣这一干人在革命回想期所写的文章，一直的到了现在，战士愈打愈多，文章也出了不少，可是“中国是怎样的社会呢？”这个问题，却无人能够置答，即连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也还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场论战，我觉得很失望，因而我近来颇潜心于经济史的研究，认定经济是社会底下层基础。假如此路不通，则社会史将永无解决的可能。试看经济史认识的薄弱，对于中国社会有那样光怪陆离的认识，就为着经济史认识的薄弱，他们全是机械的说法，拿西洋的学说，来刻画中国的社会，而尤自封建经济崩坏后，秦汉时代--这长期里的中国经济，更弄得一团糟，他们大概不是忘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就是不以生产方式为割分的标准。
    马克思说：“在大体的轮廊上，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法是可以表识为经济的社会结构之延长的各个时代。”【1】马氏的意思，就是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她底经济的发展，并不与欧洲全然相同的，而自有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以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形态，除以殷代为民族社会，西周和东周初年为封建社会，自战国秦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在这长期里，我想，应该划分做隶农制。这是什么理由呢？
    因为我觉得这长期里中国的生产者--农民，既非农奴，又不是佃农，若是佃农则尚有独立的身份，自己的私有财产，除偿还地主的地租外，还有其余的时间为自己劳动，仍不能自营生活，且有许多土地，尚在地主手中，但一面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像飓风一般，吹进了农村，正陷在这样的苦况中，而封建的残余利用其生产工具与经济外的强制，依旧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地主们又可以不守封建的牵绊，得自由处理；这样迫得农民不得不隶属于地主，像晋代的佃客、宋代的客户，便可为很好的例证。故其所过的生活，较诸欧洲佃农不如远甚，且有极严密的隶属关系，所以我特指出此时期的生产方式与隶农为中国农民的本质。
    前者陈啸江先生曾分此期为“佃庸制社会”，识力远大，惠我实深。惟从文献上的考察，似中国的农民生活，尚未到此种程度，若为佃庸制，则应该商业资本有非常的高涨，而中国亦可与欧洲各国走同一的路径，不至长期逗留在这样可怜的状况里了。质之陈先生以为然否？
    二、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
    隶农为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他不是封建的，自非资本主义的，而为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的生产方式建立于封建制度崩坏之后。这里，我们要先明白当西周和东周初年的时候，中国曾有过封建制度的时代。可是关于封建制度的制度的解释，说者纷纷，莫衷一是。依乌里亚诺夫的意见，则为第一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农奴的地主经济应该是自足的、闭关的整体，和外界的关系十分淡薄。第二在这种经济中必需一般的生产工具，特殊将土地分配给直接生产者；并且--还要把他束缚在土地上，因为不如此便不能为地主保证工作。第三此种经济制度底条件，是农民对地主的个人依赖性。第四此种经济制度都是极端低等的、窳败的技术状况。【2】因此，可知封建制度非仅为政治上的名词，而实建立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农奴除取得其必要的生产品外，其余时间差不多都为地主服役，并纳相当的生产物地租。
    这是封建制度的真粹处，然而我们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情形，渐渐是不能维持了。其最明显是：
    第一，生产技术的进步：
    A.铁器使用的扩大，关于中国铁器时代，近来学者多有所述，据章鸿钊所著的《中国铜器铁器考》，章氏因不信《管子》的缘故，谓耜铁之兴，始于战国。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事虽后于《管子》，然古代鼎皆用铜，此独用铁，且有赋铁之事，可见自春秋时铁之使用已广，由此可知农器、手工业器具之用铁。
    B.牛耕的开始。牛耕不始于赵过，历代学者已多有疑之者。可惜他们都缺乏确实的确据，直到近来徐中舒先生依先秦的实物来说明，故确信无疑。他说：“牛耕的开始，今唯于古代遗物中求之，确是先秦以前物。此种大农具，决非人力所能胜任，故由此物即可推知先秦以前已有牛耕。但亦不得在战国以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