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观农民负担之重。其间虽不无变动，大体上还是如此。这种剥削形态，的确是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底地租与力役，较诸封建的剥削，还进一步。因为在封建时代，尚为自然经济，此时则不然了，农民不但为地主作必须的劳动，且须为地主累积剩余品，以应市场的要求，还只有在农民身上加紧地剥削。一面因土地的大兼并，而地主又可以不守封建的信条，任意驱逐农民，常使农民有失地之苦。这样，农民为谋生存起见，宁可依赖于地主而为隶农，因为隶农除负了地租之外，不必再负国家的劳役，在表面上虽说是自由农，实际还不如隶农的自由。
    （二）农民之农奴化
    基于上面的原因，中国农民是较农奴还不如了，兹试从文献上的考察，引两三个例，以见农民之农奴化。
    其一则为晋代的佃户：
    佃客起于晋初，王公贵人各自占荫，以官品为差，多者四五十户，少者一户，《文献通考》卷十一：“晋武帝平吴之后，令王公以下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又东晋“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至第九品五户”。其五人号日大家，“其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与大家量分”（《通考》原文）。盖一种农奴制也。【14】
    第二则为宋代的客户、佃客：
    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15】
    宁宗开禧元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家迁去。乞将皇祜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祜旧法，从之。……【16】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了然中国农民的生活，还赶不上农民生活的水平线，差不多全隶属地主，哪里像欧洲的佃农有独立的身份？此外，伴随这个制度而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欠债还利”的办法。
    至道二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17】
    为更欲认识中国农民生活的真相，兹再引宋人底一段话，来互相参证。苏老泉曰：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隶，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苟不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致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纳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于怨。其敝皆起于废井田。……【18】
    （三）中国农民暴动的特质
    为了这个缘故，中国农民暴动底特质，非徒反抗地主们底惨酷的压迫，而尤其痛恨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商人阶级，用了商品经济的力量，吮吸他们的膏脂。所以当唐代黄巢暴动攻陷广州时，他杀死了很多的外国人。
    据当时阿剌伯商之旅行记，则当乾符五年黄巢陷广州时，回教徒、景教徒、袄教徒被害者已十二万人，则外国人流离之多可想。【19】
    这便是一个好例，黄巢为什么杀死这些外国人呢？就是当时的外国人，多做商业的勾当，来诈取中国的农民。至如农民之反抗地主，差不多为历代农民暴动的本色。不过这里我要特地提出中国农民暴动的特质，有含着这样底意义。
    五、市民英雄与封建专制主义
    中国经济的本质，既如上述。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见有代表商业资本底市民英雄的活动，到处只见封建专制主义者的獗狂。而封建专制主义为保持其势力底均衡计，也特别地压制市民英雄的活动。虽有时也受社会底经济关系的刺激，产生了所谓的市民英雄，但这新兴的势力，究竟有限，其社会的基础，亦未稳固，而旧有的势力，遂乘机围攻，于是这昙花一现的市民英雄，一忽儿便都为历史的陈迹了。兹随举一例说明。
    王安石谁都承认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变法，然而不免失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历代的史家囿于成见，对于这桩大有历史意味的大事体，差不多没有下过正确的批评。王安石的失败，不是由于历史上所描写的那样的坏人，至若司马光那般旧党也不是地道的正人君子。实际上，宋代新旧党之争，实为两种阶级利益之冲突的斗争，各有其后台老板。我们已明白中国经济为周期的循环率的发展，所以宋代的经济状况，大体上，反较唐代为退步，故封建地主阶级占着社会大优势。那末，此时的一切活动，自当以封建地主利益为前提，但是我们试看王安石的政策，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二年二月，拜（安石）参知政事，上（神宗）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值，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额。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