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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第一阶段的重大成果。它和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渊源。 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也经历了曲折。这种曲折也反映到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中。在1957年以后的“左”的时期，特别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被抛弃，被歪曲，民族工作遭到严重挫折，也留下了深刻教训。只是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的新阶段--恢复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阶段。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也恢复、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真正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从逻辑上的界定，可以作如下表述：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总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又得到了新的丰富，前后近30年的时间，经历邓小平民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和十六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新发展三个阶段。 （一）邓小平民族理论 邓小平民族理论集中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时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重要成果--邓小平理论，相应地也产生了邓小平民族理论。在此期间，邓小平对民族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可以说是他继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讲话时隔30多年后，关于民族问题言论最为集中的时期。相关论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1987）、《振兴中华民族》（1990）、《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1990）、《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等文献中：（1）他代表党和国家，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兄弟民族已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错误理论。（2）进一步阐发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⑤ （3）要加强民族团结，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赞同促进民族团结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提法。（4）重申要坚持并真正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⑥ （5）突出强调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要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6）要求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也充分贯彻体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工作的相关文献之中。 邓小平民族理论在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经历曲折以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理论基础，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主线。它彻底清除了左倾错误路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误导和歪曲，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问题实际和时代要求的理论原则，提出打牢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的重要思想。它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将民族问题的解决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保证的理论。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全面推进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而且还体现在它以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地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集中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问题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在1989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当时国际上风云变幻，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发了一场新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因民族因素导致的地区冲突乃至国际危机使世界变得很不安宁。国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扩大，又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民族方面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复杂局面。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经受住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考验，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它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它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 在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世纪之交的我国的民族问题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有了新的建树。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8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民族问题经验的科学总结，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理论已经基本成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包含着以下重要观点：（1）“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问题关系国家兴衰存亡。江泽民分析了全球一些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指出凡是民族问题处理得不好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或乱子。他深刻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⑦ （2）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但民族问题依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全党要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对民族问题方面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3）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江泽民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方面的关系”。⑧ 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概念，充实了民族问题概念的内涵。突出强调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4）在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⑨ 要用团结、教育和疏导的办法，用耐心说服，改进工作的办法，正确处理好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对出现的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轻易往民族问题上拉。要坚持不懈地在各民族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团结的教育，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5）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坚决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坚决斗争。在斗争中，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依法打击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防范和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6）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突出这一制度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重要的是认真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任何时候都要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国家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健全民族工作方面的法制，以利维护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⑩ （7）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专门人才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关键。江泽民强调，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既要在数量上有计划地扩大，更要在提高素质、改善结构上下工夫，尤其要注意选任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以保证各级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