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森的描绘是否有说服力呢？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印证了麦迪森的看法。如前所述，公元1086年至1300年，英国的GDP总量增加了10倍左右，而人口增长无论如何不到4倍，因此，其财富增加值是人口增加值的近3倍。这个统计数字使我们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按1086年400元计算，1300年就可能达到1000元左右了。难以置信，姑且置放一边。但是，人均GDP增加是没有问题的。1300年之后，英国的人均财富继续上升，自1300年至1470年，英国的人均财富由0.78英镑上升到1.53英镑。[19]这就是说，在“黑死病”流行时期，英国人的财富占有率又增加了1倍。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财富值的运动几乎是一条直线，只有微微的抬升。因此，至少在公元1300年时，中国的人均财富已经位居英国人之下。进人中世纪后期，英国已经由农奴制时代进入中农化时代，社会从阶级关系上发生了明显的进步。而中世纪英国只是西欧的一个普通国家，其富裕程度不可能达到尼德兰和意大利的水平，甚至位列法国之下。直到1500年，整个西欧的人均GDP值是798元，而英国只有714元。[20]因此，西欧的人均GDP水平一定在1300年前后超过了中国。
    按照麦迪森的统计，公元1600年，西欧人均GDP是908元；1700年是1033元；1820年是1245元。[21]亚洲的人均GDP在1500年至1820年的300多年间，一直徘徊在570-580元之间，中国人稍稍高出一点，大概在600元左右。[22]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麦迪森的统计
    很多中国学者也非常关注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西欧“转型”时期中、英两国的经济水平有自己的估计。例如侯建新先生对工业革命前中、英两国的户均粮食产量做过比较。从其举证的数字看，其研究结论与麦迪森对1600年以来的人均GDP统计有相当的“契合”度。[23]
    侯先生认为：16世纪时，英国一般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大约为15英亩，亩产按16蒲式耳计，合计240蒲式耳，化“公制”为5007公斤，合5吨。中国明代以江南为例，“一夫耕10-20亩”，折中计15明亩，合14.79市亩，亩产294市斤，合计4347市斤，公制2173公斤，即2吨稍余。[24]中英比较，中国户均粮食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
    16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农本社会，农业收入是GDP的主要来源。据麦迪森统计，1600年时，英国人均GDP即便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四个部分合在一起平均计算，达到了974元（超过法国人的841元），而实际上，苏格兰、爱尔兰在当时还没有与英格兰合并，如果单取英格兰、威尔士计算人均GDP值，则高达1080元，单取英格兰肯定更高。[25]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00元，差不多正好是英格兰人的一半。侯氏与麦氏的结论非常接近。
    侯先生还认为，由于英国“大农场”的普遍出现，16世纪以后中英两国的户均粮食产量的差距不断加大。他认为，18世纪上半叶，英国小麦亩产有21蒲式耳，[26]公制为1英亩产量为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为1市亩72公斤，户均年产6.5吨。[27]同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户均面积大约10清亩，合9.22市亩，1市亩净产粮大约421市斤，合计3882市斤，公制1941公斤，2吨不到。[28]中英两国比较，中国的户均粮产只有英国的1／3还不到。这个数字与麦迪森的人均GDP统计也很接近。麦迪森统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GDP是1706元，[29]中国只有不到600元，只有英国人的1／3左右。
    侯氏、麦氏两位学者从未谋面，使用的资料不同，研究的方法不一样，[30]成果发表的时间也相差10年之久，[31]但得出的结论却如此相似。只能说明，16世纪以来，中英两国的“差距”是真实存在的。麦迪森的统计数值有相当的“可信度”。
    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人对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没有切身的感受。一来中国与西欧列强之间还没有深度的接触，二来在1500至1820年的300多年间，亚洲一直占据世界GDP的大部分份额，下降的幅度只有14％左右，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体会不到西欧带来的压迫。但是，自1820年以后，情况开始急剧变化，不仅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而且在1820至1870年的仅50年中，亚洲GDP在世界总份额中的比例就突降20个百分点，从59.2％跌至38.3％，相反欧美国家则从50年前的34.3％上升到55.5％，亚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欧美的压力。1850年，西欧12国GDP总值与中国的GDP持平，1870年，与整个亚洲的GDP持平。按人均GDP值计算，1870年时，西欧人均财富占有率是亚洲人的4倍，[32]亚洲人变成了欧洲人眼中所谓的“病夫”。
    作者谢丰斋，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邮编：300387
    注释：
    [1]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膺、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封面介绍。该书原名是只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出版。
    [2]这些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流行已久，最近的总结性看法可见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可以与其他的人口史研究做对比。中国人口史研究以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影响较大，其他的人口史学者还有曹树基、冻国栋、吴松弟、侯杨方、赵文林、谢淑君等，他们都有不同视角的（中国人口史》著作出版。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有一批影响广泛的世界人口史专著问世。如科林。麦克伊夫迪（Colin McEvedy）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合编的《世界人口史图集》（Atlas of Wor N PopulationHistory，1978年），被誉为“科学的百科全书”。意大利学者马西姆。利维巴茨写作的《世界人口简史》自1992年出版后，一直被视为世界人口史的“权威之作”，其第三版于2005年6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这些人口史专著的出现，为了解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古代人口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4]麦迪森取西欧12个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挪威、丹麦、芬兰、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