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1838），美国人高理文（即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出版了一本题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书，旨在向中国士人介绍位于地球另一半的新大陆的政情风俗。这也是第一本用汉语撰写的美国历史著作。在该书第十一卷《工作》中多次出现“知识”二字，作者认为，一国之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三个要素：劳动力、物质资源和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盖为今日人们理解的生产技术。高理文特别指出，如果本国缺乏知识的话，可以从别国邀请专家来传授；如果资源不足，也可以从别国引进，而劳动力不足则可以用火力、水力等其他动力来代替。高理文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贸易来互通有无、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把他所说的“知识”概念扩大到人文和社会领域的话，便不难发现，高理文在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知识的跨国界、跨文化流通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古代向外输出者多，近代以后则反之，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制度乃至日常生活的细节部分，有许多来自外部世界。这里姑且用一个不太严密的词汇，称之为“近代知识”。
    围绕“近代知识”，近年国内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或从近代知识转型入手，或从学术分科展开，或专门研究新名词。尽管在历史意识和方法论上存在些许差异，学者们都试图回应“语言学转变”给历史学带来的冲击。《新史学》从第一卷开始就直面这一课题，第二卷和第三卷更专门从“概念”、“文本”等角度切入。以往三卷刊载的文章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仅就日本而言，第一卷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有学者为此撰写了书评。前三卷都有论文被翻译出版。笔者曾受《历史与地理》之约撰文介绍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的转变。《新史学》的作者们注意到，在研究近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时，有必要追根溯源。
    第四卷旨在对“约定俗成”、业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近代知识进行审视：近代知识如何“约定”？如何“俗成”？这类约定俗成在近代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是如何发生的？
    融会
    高理文在前面提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开篇第一段写道：
    明天启六年，有英吉利数人，始至基尼伯河畔，创立一乡，自专，不受制于人，后数十年与马沙诸些合而为一。道光元年始分其地，而自立一省曰缅。东接新普伦瑞克地，西北连干尼底吉之南。然此二地皆属英吉利国，西南连新韩赛省，南接压澜的洋，又南界隔赤道四十三度五分，北界隔赤道四十八度，自南而北，则四度五十五分矣。西隔中线东六度三分，东极隔中线东十度三分。由此观之，自东而西之地，则四度无疑矣。
    上面这段文字中有三点和本卷的内容有关。一是关于时间意识之问题，作者说，明朝天启六年有几名英吉利人在新大陆创立了一个“乡”，经过数十年开疆拓土和繁衍人口，到道光元年，“乡”自立为“省”。此书是写给清朝士人阅读的，在时人的意识里，“天启”和“道光”这两个时间符号具有自明性，毋需解释；二者之间相隔多久，亦不成为问题。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如果不将其换算为一个在线性时序中可以确认的时间--公历时间的话，这段记述读起来便会不知所云。另一个是关于空间意识之问题。这个由“乡”而“省”不断扩大的地方位于何处？作者以地球上“赤道”以北（纬度）和“中线”（经度）之东西关系来描述其方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描述浅显易懂，属于近代地理常识；然而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版之时，即便是已经接受地球如圆之说的有识之士，单凭作者给出的经纬度数，恐怕也很难确切把握“美理哥合省国”的空间位置。
    在上面引用的高理文的一段文字中，除了上述时间与空间因素外，第三是有关“名词”或“概念”之差异问题。文中出现的名词或概念分为两类：一类为新名词，如英吉利、基尼伯河、马沙诸些、缅、新普伦瑞克、干尼底吉、新韩赛省、压澜的洋、赤道，以及南北极东西极等；另一类为旧名词--确切地说，是被作者赋予了新含义的旧概念，如乡、省等。前者多为音译名词，虽然与今日的“马萨诸塞”、“缅因”等音译地名相去甚远，但作为地理概念，其含义基本上是确定的。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乡”和“省”，高理文以“乡”和“省”对译town和state，在中美不同的语境里，这两组词语分别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内涵。在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版之前不久，法国人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于1831年访问了北美。其时的新大陆民风粗野，诸事欠章法，连白宫的墙壁上亦随处可见痰污沫迹。然而，托氏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从当地的结社（society）、尤其是从具有高度自治功能的township中看到了新大陆充满希望的未来，盛赞这是美国民主的基础。从根本上说，高理文用汉语中具有特定含义的“乡”和“省”来对译town和state，虽然良费苦心，但并不准确。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伴随此类翻译/误译。如何将产生于特定时空里的概念还原到原来的语境中来理解，这可以说是历史学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